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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科与地理科则由宋应星牵头，这位熟稔农桑与地理勘探的学者，袖口还沾着上次去南方考察时的泥土，一听说要去贺兰山，立刻带上了八名常年跑野外的研究员——
这些人个个晒得黝黑，背着的采样袋里还装着备用的土壤样本盒，连水壶都选的是最轻便的铝钢壶。
更让人意外的是，他还把儿子宋士慧也拉进了队伍。宋士慧自小跟着父亲翻山越岭，辨认地质层的本事比不少老研究员还强，指尖在岩石上一摸就能说出形成年代；
记录植被更是熟练，随身的小本子上画满了植物速写。
此刻他正背着父亲亲手绘制的古地理图谱，图谱边缘都被翻得起了毛，眼里满是期待地盯着集合点的方向，连脚边的背包带松了都没察觉。
水利科的薛凤祚教授，更是队伍里少见的跨科奇才。
他本是耶稣会传教士，早年跟着汤若望在天文科观测星象，手里的星图标注得比文字还熟练；
后来又凭着过人的数理天赋闯入数学科，连最难的《几何原本》都能随口讲解；
偶然与方以智彻夜长谈后，竟又跨界钻进了物理科与地理科，最后在水利领域深耕，成为水利科核心教授。
如今听说要去贺兰山探查史前遗迹，他立刻从书架上抽出自己绘制的水文探测图，图纸上用红笔标注的古河道清晰可见，还笑着拍了拍图纸：
“正好能顺带摸清当地古水系的脉络，说不定还能找到洪水泛滥的痕迹，也算一举两得。”
说话时，他胸前挂着的三棱琉璃字架轻轻晃动，与手里的水文图形成了奇妙的反差。
陈大匠听说此事后，放下手中加强火炮的研究，决定随队去贺兰山看看去。
考虑到队伍里不少教授年事已高，有的膝盖受不住山路颠簸，有的脾胃经不起野外寒凉，医科随行成了刚需。
不过倒不用特意指定人选——
队里好几位研究员本就身兼数职：
负责物资管理的老周懂中医调理，随身的布包里总装着晒干的艾草和生姜，能随手捏出缓解风湿的药包；
年轻的小林是药研出身，擅长野外急救，腰间别着的急救箱里，绷带、消毒水、止血粉一应俱全。
随手拎出一位，都能扛起保障健康的担子，倒省了不少组队的功夫，鲁总监看了眼名单，笑着打趣：
“咱们这队人，真是把‘全能’刻进骨子里了。”
生物科的阵容同样藏着“狠角色”——
医科脑神经研究室的汪昂教授，虽才三十二岁，却已是脑神经领域的顶梁柱，更凭着对古生物的痴迷成了生物研究的先驱。
他着的《古生物化生注》里，不仅手绘了上千种古生物复原图，还标注着详细的生理结构分析，至今仍是研究院新生的必读书目。
这人行事风格带着阳明学“知行合一”的务实劲儿，从不做纸上谈兵的研究，上次为了观察一种远古微生物，愣是在实验室里守了三天三夜，连饭都是弟子端到跟前才肯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