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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多是后人根据历史事件和宫廷传闻的推测，并无明确史料表明康熙曾如此表述。
扯远了，拉回正题，千叟宴的举办，既体现了康熙皇帝对老年人的关怀与尊重，也展示了清朝前期的繁荣昌盛和国力雄厚。
好时光是短暂的，就在当年十一月，康熙驾崩，雍正继位，按照惯例，雍正将次年定为雍正元年，清世宗雍正是清朝第五位皇帝。
关于雍正是如何继承皇位的，史书上没有记载，据考证，隆科多宣布的遗诏，是雍正继位后添加上去的。
还有老十四的玉牒曾被人改动过，诸如种种不合理的迹象，于是坊间流传着雍正得国不正的传说。
流传最广的版本是将康熙遗诏中的“传位十四皇子”改为“传位于四皇子”或“传位第（四）子”。
然而，从历史文献制度和文字使用习惯来看，这种说法难以成立。
清朝官方文书制度极为严格，遗诏采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满文作为清朝国语，有独特的语法和书写体系，无法像汉文那样通过简单改动字形来篡改。
并且在清代，“于”字规范写法为“於”，从书写习惯上也难以实现从“十”到“于”的修改。
此外，清代皇子称谓会冠以“皇”字，正式表述应为“皇十四子”“皇四子”，这样的格式改动更加困难，所以篡改遗诏之说缺乏事实依据。
另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雍正为避免类似改诏事件发生，下令在官方文书中使用数字大写，即“壹、贰、叁、肆”等写法，说是避免有人改动。
但实际上，数字大写的使用历史可追溯到更早时期。早在唐代，出于防止账目被篡改的需求，数字大写就已出现；
到了明朝，因发生重大经济案件，朱元璋为整顿财政、防止贪污，
进一步规范和推广了数字大写的使用，使其在官方文书和经济活动中得到广泛应用。
可见，数字大写的形成与普及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非因雍正继位事件而产生的。
雍正继位的争议更多源于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和皇子间激烈的夺嫡斗争。
康熙晚年，诸皇子为争夺皇位各施手段，形成不同政治集团。
雍正继位后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难免不触动部分贵族和官僚的利益，加之其性格严苛，于是民间出现诸多有关他的负面传闻。
这些未经证实的传说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被添枝加叶，最终形成了雍正“得国不正”的印象。
……
雍正元年十二月，雍正推行“摊丁入亩”政策。
所谓的摊丁入亩，就是把人头税，平均加在所有土地上，拥有的土地多，纳税的就多，没有土地的自然不纳税。
这对穷人来说很友好，富人拥有土地多，他就多交，穷人没有土地你让他交也交不起，这样可以减轻无地农民的负担。
人头税平摊到土地上，这样等于取消了无地农民的人头税。
……
雍正元年二月，盘踞青海的罗卜藏丹津发动了叛乱。
罗卜藏丹津为何造反呢？还不是不满意清朝的行为，没达到他心中的愿望，一怒之下发动了叛乱。
原来罗卜藏丹津想在西藏称汗，清朝没有支持他，这是他发动叛乱的重要原因之一。
罗卜藏丹津是西藏大汗拉藏汗的侄子。
清朝平息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之乱后，在西藏实行噶伦集体领导制度，没有恢复和硕特部在西藏的汗庭，罗卜藏丹津称王西藏的野心落空。
噶伦集体领导制度是在西藏地方政府中实行的一种领导体制。
这里 解释一下噶伦集体领导制度：清朝中央政府鉴于西藏地方局势的复杂性，为了加强对西藏的治理，
设立了噶厦政府，同时确立了噶伦集体领导制度。
噶厦政府设噶伦若干名，通常为三俗一僧或四俗一僧，他们是西藏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员。
重要事务由噶伦们共同商议决定，通过集体讨论、表决等方式来形成决策，以避免权力过度集中于个人，保证决策的相对公正和全面。
回到话题，同时，清朝还采取措施平衡青海蒙古各派势力，削弱了罗卜藏丹津在青海一家独大地位。
此外，罗卜藏丹津在七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上受到冷遇，为曾投靠准噶尔叛军的第巴达孜瓦求情免死被拒绝，他觉得在亲信面前失了面子。
当时抚远大将军十四阿哥狠狠训斥了老罗一顿，“你算什么东西，也配替别人求情免死，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老罗怀恨在心。
在赏赐的时候，老十四故意羞辱老罗，打赏他很少。
而随清军入藏的青海和硕特部其他领袖人物却受到清朝的重赏，这些因素都让罗卜藏丹津极为不满，最终导致他发动了叛乱。
朝中的雍正皇帝勃然大怒，一来痛恨老罗叛乱，二来恼恨老十四办事不力。
恰好是老爷子驾崩的时候，雍正传旨让老十四把大将军印信交给年羹尧，命他速速回京奔丧。
雍正任命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命四川提督岳钟琪配合年羹尧行动，即日发兵征讨罗卜藏丹津。
别看老罗气势汹汹，仗着对地形熟悉的有利条件，与清军展开了周旋。
毕竟地方势力是斗不过中央正规军的，经过一年多的你来我往的拉锯战。
最终老罗的叛军被年羹尧指挥的西北军歼灭，老罗被俘，随即押解进京，雍正下令绞死了罗卜藏丹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