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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雍正朝，农民缴纳的赋税大多为零碎银子，而官府收纳赋税时，
通常要求以一定规格和重量的整银上缴，因此需要将碎银熔铸成银锭。
这一熔铸过程由官府指定的银匠负责，在熔铸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定损耗，这便是“火耗”的由来。
各地官员便以此为借口，向农民额外多征收银子，多余部分则私自侵吞。
鉴于此，雍正帝果断推行火耗归公改革，即对这部分火耗进行规范化管理，以减少地方官员借此滥征加派的现象。
从雍正朝开始，火耗统一收归国库，再由朝廷依据各地实际情况，将其中一部分以养廉银的形式发放给官员。
养廉银的数额颇为可观，远远超过官员原本的俸禄。
例如，总督级别的养廉银每年可达1.3万至2万两。
巡抚每年也有1万至1.5万两。
就连知县的养廉银也有1000至2000两，是其原本俸禄的数十倍乃至上百倍。
不得不说，雍正帝确实颇具手段，他将官员的灰色收入收归公有，再以培养廉洁的方式重新发放给官员。
“高薪养廉”的政策一推行，在官场引发了巨大震动。
一方面，许多官员对突然到手的高额养廉银欣喜不已，认为这是朝廷对他们的体恤，也让他们有了安心做事的物质基础。
不少官员开始自我约束，觉得再贪污便愧对皇帝，从而减少了贪污腐败现象，更加专心地投入到地方治理中。
比如，河南巡抚田文镜在得到丰厚的养廉银后，更加积极地推行新政，清查亏空，整顿吏治，使得河南的官场风气为之一新。
然而，事情犹如铜板的两面，有支持自然就有反对。
一些守旧派官员认为，“高薪养廉”是对官员贪污行为的变相纵容，给予如此高额的养廉银，无疑是承认了官员获取灰色收入的合理性。
还有人担忧，即便给予高薪，人性的贪婪难以遏制，官员们依旧会想尽办法谋取更多财富，毕竟人的贪欲是无穷无尽的。
事实也的确如此，在“高薪养廉”推行过程中，仍有部分官员顶风作案，利用职权贪污受贿。
此外，养廉银的发放数额，也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总不能一刀切吧？
谁多一点，谁少一点，如何平衡？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尽管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雍正帝始终坚定不移地推行“高薪养廉”政策。
在他看来，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旨在打破官场积弊，重塑清正廉洁的风气。
三年来，在雍正不懈努力下，国库逐渐充盈，官场的腐败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他为清朝的稳定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
……
咱们回顾一下雍正的改革措施都有哪些？
在政治层面，除了火耗归公、高薪养廉，雍正帝还设立军机处，将军政大权高度集中于皇帝手中，极大地提升了决策效率。
清朝最初的决策层采用议会制，即各旗主共同讨论，这使得皇上的权力被分割。
康熙为了集权，成立内阁和南书房，而雍正为了更进一步集权，在隆宗门内设立军机房。
雍正十年（1732年），正式改称军机处，并成为定制，这一举措成为强化君主专制的关键创举。
同时，雍正帝大力推行密折制度。
密折制度在康熙朝已具雏形，当时仅有部分官员可向皇帝呈递密折，使用范围较为狭窄。
雍正帝即位后，大幅扩大密折的使用范围和人员，使其发展成为一项成熟的政治制度。
密折的内容只有皇帝和具折官员知晓，保密性极强。
如此一来，臣子之间的一举一动，民间的一些事，雍正都能第一时间掌握，
另外，还可离间臣子们的联合之心，官员们今日所说之话，可能马上就会被他人以密折的方式上报。
这使得官员之间相互监督，不敢肆意妄为，对整顿吏治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经济领域，雍正帝推行摊丁入亩政策，废除了人头税，将丁银摊入田赋征收，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负担，促进了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
其实，在康熙晚年，摊丁入亩就在江南富庶之地进行过试点。
过去，人头税和土地税是分开征收的，一些没有土地的农民依然需要缴纳人头税。
雍正将人头税平摊到地亩数中，无地农民便无需再交人头税，切实减轻了农民负担。
在社会管理方面，雍正帝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废除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土司制度，改派流官治理，
防止地方做大做强不服从中央，加强了中央对边疆的控制，推动了民族融合与地区发展。
其实，“改土归流”并非雍正首创，明朝时就已开始推行。
到了雍正朝，雍正在明朝的基础上，大规模、系统性地推行这一政策。
比如雍正帝任命鄂尔泰等官员主持改土归流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等省广泛开展，使改土归流成为一项影响深远的重要政治改革。
以上这些改革举措环环相扣、互为支撑，火耗归公与养廉银制度着力解决吏治腐败问题，
摊丁入亩推动经济发展，军机处与密折制度保障政策高效执行。
雍正帝以雷霆手段打破陈规，自然触动了权贵们的利益，权贵们便雇佣文人诋毁雍正皇帝，将他描绘成一个冷酷寡恩的形象。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雍正帝的一系列改革为“康乾盛世”的延续奠定了坚实基础。
雍正帝就如同隋朝的杨广，历史上的是是非非，终究任由后世人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