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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陵的修建规模奢侈宏大，修了很久都没修成。刘向上疏说：“我听说帝王必须通晓三统的道理，明白上天授予天命的对象很广泛，并非只给一姓。从古到今，没有不灭亡的国家。孝文皇帝曾经称赞石椁坚固，张释之说：‘如果里面有让人想要的东西，即使把南山封起来都还有缝隙。’人死后没有尽头，而国家有兴盛有衰败，所以张释之的话是从长远考虑。孝文皇帝醒悟过来，于是实行薄葬。棺椁的制作，从黄帝开始。黄帝、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他们的坟墓都很小，葬具也很简单；他们的贤臣孝子也秉承他们的遗命和心意实行薄葬。这确实是让君主和父亲安稳，尽忠尽孝到极致的做法。孔子把母亲葬在防，坟高四尺。延陵季子埋葬他的儿子，堆土为坟，掩住墓穴，坟高可以让人隐藏。所以孔子是孝子，延陵季子是慈父，舜、禹是忠臣，周公是悌弟，他们埋葬君主、亲人、骨肉都很简朴。这不是随便节俭，实在是这样做很合适。秦始皇葬在骊山的山坡下，下面铸塞了三层泉水，上面堆起高山一样的坟墓，用水银做成江河大海，用黄金做成野鸭大雁，珍宝的储藏，机关的变化，棺椁的华丽，宫馆的盛大，多得无法说尽。天下人苦于他的劳役就起来反抗，骊山的工程还没完成，周章率领的百万大军就打到山下了。项籍焚烧了他的宫室、营宇，牧童拿着火把找丢失的羊，不小心烧了他的棺椁。从古到今，葬礼没有比秦始皇更盛大的了。可几年之间，在外遭受项籍的破坏，在内遭受牧童的灾祸，难道不悲哀吗！所以品德越高尚的人葬礼越简单，智慧越高深的人葬礼越微薄。没有品德、缺少智慧的人，葬礼越隆重。坟墓越高大，宫庙越华丽，被发掘得就越快。由此看来，明智和昏庸的效果，葬礼的吉凶，清清楚楚可以看到。陛下即位后，亲自倡导节俭，刚开始营建初陵，规模较小，天下人没有不称赞陛下贤明的；等到迁移去建昌陵，把低地增高，堆积泥土成山，挖掘百姓的坟墓，数以万计，营建城邑住宅，工期紧迫，花费巨大，死者在地下怨恨，生者在地上忧愁，我很怜悯他们！如果认为死者有知觉，挖掘别人的坟墓，危害就太多了；如果死者没有知觉，又何必建那么大的坟墓！和贤能智慧的人商量，他们不会赞同；给百姓看，百姓会觉得痛苦。如果只是为了取悦那些愚蠢、奢侈的人，又有什么意义呢！希望陛下向上看看圣明君主的制度作为准则，向下看看秦朝灭亡的灾祸作为警戒，初陵的规模，应该听从公卿大臣的建议，来让百姓休养生息！”汉成帝被他的话感动。
当初，解万年夸口说昌陵三年就能建成，结果一直没建成，大臣们大多说这样做不合适。汉成帝让有关部门商议，大家都说：“昌陵把低地垫高，估计墓室的便房还在平地上；在运来的客土中，不能保证地下的灵魂安稳，而且浅而不坚固。参与工程的士卒、工匠数以万计，甚至点着油脂火把在夜里劳作，从东山取土，土的价钱和粮食一样贵，修建了好几年，天下人都为此劳累。原来的陵墓顺应自然地势，依据天然的土壤，地势高而且开阔，靠近祖先的坟墓，之前又已经有十年的基础，应该恢复原来的陵墓，不要迁移百姓，这样比较好！”秋天七月，汉成帝下诏说：“我坚守德行不坚定，没有充分听取下面人的意见，错误地听信将作大匠解万年说‘昌陵三年可以建成’，结果修建了五年，中陵、司马殿门里面还没动工。天下财物虚耗，百姓疲惫不堪，运来的客土疏松不好，最终建不成。我想到这些难处，心里很难过。‘有了过错却不改正，这才是真正的过错’。停止修建昌陵，恢复原来的陵墓，不要迁移官吏和百姓，让天下人不要有动摇之心。”
当初，酂侯萧何的子孙继承侯爵的，有的没有儿子，有的犯了罪，一共有五次断绝了祭祀。高后、文帝、景帝、武帝、宣帝追念萧何的功劳，就用他的旁支子孙继续封侯。这一年，萧何的七世孙酂侯萧获因指使奴仆杀人，被免去死罪，判为城旦刑。在这之前，汉成帝下诏让有关部门寻访汉初功臣的后代，很久都没有查访记录。杜业劝汉成帝说：“唐、虞、三代都分封诸侯，成就了太平盛世的美好，所以燕国、齐国的祭祀和周朝一起延续，子孙继承，弟弟接替哥哥，历经多年都没有断绝。难道他们没有刑罚？是因为祖先竭尽全力，所以旁支子孙才能依赖。看汉朝的功臣，也都被赐予符节和世袭爵位，接受了山河永固的誓言；可一百多年间，继承封爵的人都没了，他们的尸骨在坟墓里孤独，后代流落街头，活着的时候成为可怜的奴隶，死了成为弃尸。用过去的情况来看现在，很是悲伤。圣明的朝廷怜悯他们，下诏寻访他们的后代，天下人都很高兴，没有不归心的。可过了几年都没有查访，恐怕议事的人不考虑天下，只是说空话，那么深厚的德政就会被掩盖，吝啬和简慢就会彰显，这不是用来显示教化、劝勉后人的做法。虽然很难让所有功臣后代都继承爵位，但应该优先考虑功劳大的。”汉成帝采纳了他的建议。癸卯日，封萧何的六世孙南幌爻は粝参酂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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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城阳哀王的弟弟刘俚为王。
八月丁丑日，太皇太后王氏去世。
九月，在东莱出现黑龙。
丁巳日是月末，发生日食。
这一年，任命南阳太守陈咸为少府，侍中淳于长为水衡都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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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始元年，西汉王朝可谓是乱象丛生，各种问题集中爆发，深刻地反映出王朝走向衰落的趋势。
从宫廷内部看，汉成帝执意立出身低微的赵飞燕为后，这一行为引发诸多争议，刘辅因谏言被拘，虽经大臣营救从轻发落，但也显示出皇帝在重大决策上的刚愎自用，听不进逆耳忠言，阻塞言路，这无疑会影响朝廷对重大事务的正确判断和决策。同时，赵氏姐妹在后宫的淫乱与骄纵，汉成帝却听之任之，反映出宫廷风气的败坏，皇帝沉迷女色，对后宫管理严重失职，进一步削弱了朝廷的权威和统治根基。
在政治权力与人物方面，王莽的崛起值得关注。他凭借伪装出来的恭俭、博学、孝悌等形象，赢得了众人的赞誉和举荐，获得封侯并逐渐掌握权力。这表明当时的选官和权力晋升机制存在严重缺陷，注重虚名而忽视实质，给了王莽这样善于钻营、隐藏真实面目的人可乘之机，为日后的政治动荡埋下了隐患。
经济与民生层面，昌陵的修建从决策到实施都尽显荒唐。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却久未建成，不仅加重百姓负担，引发民怨，也导致国家财政虚耗。而最终停建恢复原陵，更凸显出朝廷决策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对国家经济和百姓生活造成极大伤害，反映出统治阶层不恤民力，严重影响了王朝的稳定。
文化与谏言上，刘向通过着书和上疏表达对王朝兴衰的思考和谏言，虽得到皇帝赞赏却未被真正采纳，这反映出朝廷表面重视谏言，实则对实际问题缺乏有效行动和改变的决心，文化层面的劝诫未能转化为政治上的积极变革。
在功臣后代与制度方面，对汉初功臣后代的寻访和封爵处理，显示出朝廷制度的不稳定和执行的随意性。虽有恢复功臣后代爵位的举措，但过程拖沓且缺乏合理规划，这既影响了朝廷对功臣后代的安抚，也损害了朝廷在民众心中的公信力。
总体而言，永始元年的种种事件表明，西汉王朝此时已陷入政治腐败、宫廷混乱、经济民生受困、文化劝诫失效、制度紊乱等多重困境，王朝的统治已摇摇欲坠，曾经的辉煌正逐渐消逝在历史的尘埃之中，预示着更大的危机即将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