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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悦上大学期间，长得漂亮，成绩好。
她不是那种走进教室就能让人惊艳的美——但气场很干净，像玻璃杯盛冷水，让人移不开目光。她坐在角落里看书，不抬头，不参与讨论，却总能在课堂提问时说出最精准的一句，把老师逼到“这个我们课后再讲”的结尾。
也因此，很快就吸引了一堆人围着转。
男生追她，方式五花八门：送花、递纸条、变着花样加她社交平台的好友；女生拉她进社团，说“我们正缺你这样的智商天花板”；还有老师找她做助理，暗示可以“帮你打点很多事情”。
李悦起初以为，自己赢了。
她一度天真地以为：凭实力站上去，就可以不依附任何人，就可以在规则中横冲直撞、不被污泥所染。
直到那一次，她被导师单独叫去了办公室。
说是聊论文进展，李悦提前准备了四份提纲、七项数据佐证，打算一次性梳清脉络。结果那位导师，年过五十，眼神浑浊，话题却始终在某个模糊的边界打转。
他先从“你以后打算往哪方面发展”聊起，又说“你这届学生里我最看好你”，最后却绕回到：“你家条件……还行吧？你也知道，现在资源紧张，有些东西要靠自己争取。”
他慢吞吞地在桌上放下一份联合署名的论文资料，手指点了点上面那个空着的名字栏，眼神却始终不离她的包。
“你要是懂事点，我可以把你名字放上去。”
李悦看着那双肥厚的、微微冒汗的手指，又看了看那份资料，一页页，装订整齐，像一张张优雅却冰冷的投名状。
她沉默了几秒，只说了一句：“我不送礼。”
语气平静，没有一丝波澜。
第二天，她的论文查重率莫名其妙地飙到82%。
她申诉，却没有证据。导师说：“可能你自己用了旧材料？”语气轻描淡写。她整整两个礼拜、熬夜通宵查阅案例、亲手写出的草稿，就这样被盖上了“高度疑似抄袭”的标签，被驳回。
那天，她摔了自己的U盘。
在女厕所，空无一人。
她不是因为愤怒。而是因为她终于明白——原来这个世界从不在乎你是不是对的，他们只在乎你是不是“顺”的。
她没有回头认输。
反而转头报名了模拟法庭大赛，那些本来只是加分项的活动，她一个不落地参赛。
她不再等待导师推荐，也不再争“优秀论文”。她直接跳过那一整套“学院派”潜规则，把自己的简历砍进全国顶级律所的邮箱。
她是全场唯一一个没有“推荐人”却被三家律所抢着提前签下的候选人。
从那以后，她说话更加不委婉。
干什么都要精准到秒：“我要这个，不要那个，五分钟内能不能到？不能我换人。”
她知道别人背后说她高冷，说她咄咄逼人，说她太难相处。
她不在乎。
刚入行那年，她接到一桩案件，是一对母女控诉房东暴力驱赶。案件并不复杂，房东毁约在先，程序违法，她很快就整理好了证据链，准备强势起诉。
但就在开庭前三天，对方请来了一位资深律师，还带来了一份“调解协议”副本——落款上，赫然是那对母女的签名。
她愣住了。
那份协议内容一边倒，赔偿款被砍了一半，责任被写成“双方误会”。她打电话问当事人，接通后，只听见那边一个女人哽咽着说：“李律师……我们不敢打了，他们说如果不签，就让人来‘找我们’……我女儿还要上学。”
李悦沉默许久，低声说：“你们签了这份文件，法律上就很难再推翻。”
女人哭得更厉害了：“对不起……我不是不信你，我真的只是怕……他们说你是新人，斗不过他们。”
她挂了电话，站在律所的会议室里，一个人看着窗外。灯光将她的倒影映在玻璃上，清晰却陌生。
那一刻她忽然意识到，有时候你能赢，不代表别人敢跟你走到终点。
她以为自己做得够干净够利索，但现实用一纸“协议”提醒她：
法律，不总是武器，有时也是枷锁。
她开始明白，“讲道理”这三个字，在真实世界里，有多苍白。
从那以后，她越来越狠，不留情面，哪怕对方已经落泪求情，她也只用一句“我们讲证据，不讲人情”终结对话。
她把柔软收起来，只给自己一人留着。
有时夜深，她一个人坐在出租屋的阳台上，翻着一天的卷宗和判例，窗外是城市的噪音，耳边是空调的低鸣。她喝着冷掉的咖啡，脑中却会浮现出另一个声音：
“你这样，会不会太凶了？”
“你还有人情味吗？”
可她不回答那个声音。
她知道，太多时候，善良被人当成妥协，沉默被人理解为默认。
而她不想再被“默认”一次。
入行第二年，她做出一件事——当庭逼哭了一位“戏精”的受害者亲属。
那是一场遗产分割案。
李悦的当事人，是一个中年再婚女性，照顾前夫的母亲多年，临终前老人立下遗嘱把房子留给她。
可老人一去世，所谓的“亲戚们”就像闻见血腥味的苍蝇，一窝蜂涌来。
尤其是那个自称“小姨”的女人，在庭审上哭得像在演法治节目：“她怎么能这么狠心？那是她婆婆啊，我们家可是从小一块长大的……”
李悦没让她哭完。
她起身开口，声音冷冷的，像刀片划过玻璃。
“请问你哭的时候，能不能回答我几个问题？”
“你说你和被继承人关系亲厚，请问她前年住院时你去看过几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