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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茂德嫂的挽留下，何志彬和楚如白当晚留宿在满堂川，直到第二天下午才赶回县城。
两人没直接回招待所，而是去了绥德师范。
绥德师范原本只有教师宿舍，并无住宅楼，这两年得到了社会捐助，这才建起了两栋教师住宅楼，对改善教师待遇，留住优秀教师人才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郭孝天向学校申请结婚时，正好赶上第二栋住宅楼交付，按学校对他的考评，正好符合优秀人才条件，就分到了一套两居室的单元房，也算作他与王惠芬的婚房。
说起来，郭孝天和王惠芬的缘分并不浅。王惠芬娘家在义和，正好是郭孝天当年执教的地方，只是当时两人并不相识。郭孝天去义和执教，是顶着光环而去，对于这样一位高材生的到来，早就被传得家喻户晓。娘家人听说王惠芬要嫁的人是郭孝天，激动地四处奔走相告，令邻居们羡慕不已。
要说郭孝天的婚房分配得及时，算是解了郭家的围。
郭家的住房是郭孝天父亲单位分配房。郭孝天的父母都在事业单位，家里共有三个儿女，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郭孝天是老大，属三兄妹们中书念得最好，最让父母省心的孩子。老二郭孝才，是兄妹三人中念书最差的那个，高中勉强毕业，父母怕他进入社会跟人学坏，就托关系帮他谋了个差使，也是最早参加工作的一个。老三郭孝贞，和哥哥一样成绩优秀，考进了西安交大，还没毕业就拿到了一家央企的offer，春节后就要进入实习岗，毕业后就可以转正，留在西安。
郭家住的是老式的小三居，空间不大，但功能齐全。孩子们小的时候，五口人住在里面倒也舒适；孩子们大了，总是会显得拥挤，特别是两个男娃，都想有自己的空间，所以，郭孝天从高中时就住在学校，回到绥德工作后又一直住在单位。倒是郭孝才，妹妹去西安读书后，家里就他一个孩子守在父母身边，哥哥、妹妹要享的福都归了他一人。
如果没有郭孝天单位的分房，他与王惠芬的婚礼怕是不能这么顺当的举行，毕竟家里的空间根本就不适合并入一个小家庭。郭家父母原本的计划也是将现在的住房留给老二，他们也是怕二儿子的谋生能力不如另外两个孩子，这是身为父母应该操的心。
原本，郭孝天的父母都希望儿子能留在上海工作，至少也可以到西安去，没想到郭孝天最终选择了回归故里，他们想劝说儿子，但是郭孝天的坚定让他们最终放弃，两人也都相信大儿子的选择有自己的道理，做父母的不能阻止，只能支持。
按理说，郭孝天的婚礼应该放在郭家举行，考虑到那个地方不便，就挪到了郭孝天的新居。正好，结婚那天是假期，校长答应把食堂借给郭家使用，也算是帮郭家省了一笔费用。
何志彬和楚如白赶到学校时，新房和婚宴现场早已被布置一新。喜被、喜枕、日用喜具堆得新房里到处都是，鸡、鸭、羊、鱼在婚宴场地上一字排开，帮忙的人来穿梭，忙得不可开交。
为了这个婚礼，郭家倾尽所有，郭孝天父母两边的亲戚都过来帮忙了。母亲娘家也是农村的，家里的条件还不错，这些年也多亏了娘家人的帮衬，要不然，以她与郭孝天父母的那点工资，根本就拉扯不了三个孩子，更别说把他们培养的那么优秀了。
何志彬以前见识过绥德人结婚时的排场，那时候李小树告诉他，外人看着排场挺大，但是要跟以前相比，不知道要简陋到哪里去了。
绥德人从骨子里看重嫁娶，这件事代表着子嗣延绵，氏族兴荣。婚姻也是每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至关重要的事情。骨子里的传统，令绥德人在看待婚嫁之事时，一直遵循“天下无媒不成亲”的古训，即便是两情相悦的自由恋爱，谈论婚嫁时也需交由“婚婆”牵线处理。
绥德人对这件事的认真还体现在新郎迎亲的过程中，迎亲队伍里需有“媒公”“媒婆”随行，沿途中，两人不仅要负责一路搞气氛，还需向沿途路人散发喜糖、瓜子、花生，用这些方式公告该婚姻属于“明媒正娶”，于情于法都合理。
条件好的家庭，迎新的排面低不了，除了“八抬”或者“十六抬”的花轿外，迎新队伍还包括了唢呐队、秧歌队、以及扮演“财神”“蛮婆”“蛮汉”的迎亲人员，一路上颠轿、表演，引来路人围观，一是突显男方家族实力，亦是公告“佳偶天成”，喜气广播。
在传统的绥德婚俗中，迎亲只能算得上“前戏”，更出彩的还在后面。新人入门“驱邪纳吉”便是整个婚礼的重头戏之一。
新人入门一般分三个步骤，从男方门外开始。
第一步，新郎在新人入门前，需向天、地、远方各射一箭，寓意驱邪避灾，定乾坤安宁，此谓“射三箭”；第二步，名为“跨火盆”，新人需跨过燃烧的火盆，象征婚后生活“红红火火”；最后一步为“走米袋”，新人需在提前安置好的米袋上行走，寓意“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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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步也是绥德婚俗的精华所在。何志彬和楚如白也参加过好几次婚礼，不管是哪里的，都没有绥德人这么讲究，只是这些年，随着人们的观念改变，传统的三个步骤已被精简为一二，甚至全无，多少也是失去了婚礼的热闹气氛，没有特色不说，也少了许多好意头儿。
婚礼主要是在室内进行，绥德人行礼也很讲究，同样分作三个步骤。
先是“结发礼”，拜礼前，新人需互剪一缕头发装入红布袋，立下“结发夫妻，永结同心”的誓言；紧接着便是“三拜礼”，新人需依次“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对拜”；最后才是“揭盖头”，新郎需使用称秆，轻轻挑起新娘盖头，寓意“称心如意”。
这倒是和其他地方的婚俗无太大不同，只是当代人结婚，除了“三拜礼”之外，其他两个步骤也都能省则省了，并不是嫌麻烦，而是觉得没必要，这大概就是当代人与先人之间在婚恋观上的分歧吧。
行礼结束后，便是婚礼的“压轴大戏”——“闹洞房”。这个属于因人而异的环节，重点强调一个气氛，越热闹越红火。城里人斯文些，大多是点到为止的行为，不过分，但也不会失了乐趣；农村里却粗俗些，也得分人，遇上豪爽性致的主家，闹的人自然不会放过，只要不伤人，过分点儿也都不为过，主家会觉得这是宾朋给的面子，越热闹往后的日子也就越红火。
在中国，所有的婚礼都是以“红色”为主调，却没有多少地方会像绥德一般，将“红色”使用到了极致。除了新人的服饰以“红”为主外，喜联、门封、灯笼皆为“红色”，就连桌椅、筷子也都“沾红”，就差房屋外墙和屋顶的颜色了。在传统文化中，“红色”既是喜庆、吉祥的象征，也是驱邪避灾的好方法。通过一场婚礼，更能看出绥德人平常生活的心态。
郭孝天的婚礼自是精简不少，一方面出于经济的考虑，另一方面，郭孝天和王惠芬都觉得新时代就得新面貌，他们宁可让同事们骑着自行车组成迎亲队伍，也不愿被旧俗“束缚”。
两边的同事合在一起组成的迎亲队伍也不算小排面儿，前后加起来三十六辆二八大杠，每一辆上面都挂着一朵大红花，连起来也会有一种见首难见尾的感觉，最重要的是，三十六个车铃同时被打响，清脆绵延至远，共振效果很是打动人心。
郭家虽然没有“八抬大轿”，也没有“蛮婆”“蛮汉”助兴，更没有“媒公”“媒婆”一路搞搞气氛，却是没有忽略与沿途路人分享喜悦。同事们担当了临时“媒公”“媒婆”的角色，不仅与路人互动，还不断向路人散发喜糖、瓜子、花生，表面上“新派”，实则保留了“旧俗”，这大概就是世代相传的佐证吧，郭家的迎亲也就成了一个备受欢迎的改良版。
虽然是新式婚礼，但郭孝天的父母对儿子的祝福还是没有遗忘，父亲亲手将母亲准备的一块红绸给儿子系在腰间，祝愿儿子婚后能“富裕丰足”，这大概也代表了全天下所有父母的心吧。
有些风俗，城里人可以免掉，但是在农村却没有办法免除。
一场婚礼，十里八乡的可都看着呢。在绥德农村，办喜事可不是一家人的事情，而是全村人的事情。有些村子本就是由一到几个家族聚集而成，户户都连着亲呢，老一辈子可都盼着新一辈儿成家立业，一旦有喜事传出，怎会冷漠置之？
在绥德农村，无论家庭条件如何，凡是嫁娶，都会摆上流水席，一连三天，杀猪宰羊，烟火冲天，不同的是，嫁女宴比娶妻宴要早上三天，也算是首尾相连。
按王家以前的光景，断然不会有今天这般热闹。如果没有何志彬与叶琳瑶对王惠芬当年的资助，王惠芬可能早就草草嫁人了，王家也不会有今天这般景象。
何志彬清楚记得，当年自己和叶琳瑶一同找到王惠芬哥哥时，他们恳求哥哥给妹妹一个机会，并保证一定会让王惠芬考上大学，哥哥不会白白付出。正是因为这番谈话，两个人不仅说服了王惠芬的哥哥，更激发了哥哥的斗志。
哥哥随后去找女方父母，满怀诚意地恳请给自己一年时间，他要靠自己的能力赚到彩礼，用行动证明自己能给老婆一世幸福。果然，第二年，在外奋斗了一年的哥哥带着彩礼和媒人终于成就了自己的婚姻大事。
当年的支助虽说没有对哥哥造成直接的改变，却因为何志彬的一番话激发了哥哥内心的斗志，间接地从精神上帮助了哥哥，所以在哥哥的心里，何志彬和叶琳瑶是他与妹妹的“恩人”，更是一世的“亲人”。
这件事不仅改变了王惠芬的人生，也改变了哥哥。何志彬与叶琳瑶的好，不仅王惠芬记得，哥哥也一样记得。
何志彬和楚如白到达绥德的那天，哥哥接到王惠芬的通知也去了车站，到了那里看到县上领导们的欢迎阵势没敢上前，这才错过了见面感谢的机会。
好在迎亲队伍里也有何志彬，哥哥老早就在屋外候着，远远看见迎亲队伍，跑着迎了上去，看见何志彬就一把抱住，那情景既像见着老朋友，又像见着走散多年的兄弟，弄得何志彬也觉得有此喧宾夺主，好在郭孝天觉得这是他应得的礼遇。
新娘子出嫁在村里是一件很喜庆的事情，一大早，王家的屋里屋外都聚满了十里八村的乡亲们。
要说王家的人缘还真是好，父母为人朴实，儿子勤奋无不良嗜好，更加不与人交恶，女儿聪明好学，既是村子里的第一位女大学生，也是村子里的第一位公职教师，村里的人无不夸赞王家。
听说王家女儿出嫁，都不用王家父母逐户通知，乡亲们就自己找上门，要求出嫁那天过来帮忙，所以整个嫁期都不用王家父母操太大的心。
在何志彬看来，绥德人嫁女儿和南漳的没什么不同。
新娘需要由父母健在、儿女双全的女性亲戚梳头；出嫁当天，嫂子、姐妹们也是要做“守门员”，向男方接亲人索要“压门”红包，除了沾上喜气外，也是想提醒新郎，一切来之不易，日后要善待新娘，娘家也是有人的；新娘离家前要跪拜父母，以谢他们的养育之恩。
行礼的时间定在11:58，是老辈人特意找人挑的时间，据说在这个时间行礼可以确保新人一生顺遂，是大吉之时。
对于整个婚礼来说，能体现排面儿的不单单只是在迎亲阵容上，婚宴也是重中之重。
绥德人的婚宴虽然不如江南和中原地带来得讲究，但是大碗大碗的饭菜也甚是诱人至极。不单只是婚宴，年夜饭也是如此。
“五魁”是绥德极具特色的地域饮食文化，也是一种相对简化的宴席形式，通常由五碗菜构成：酥鸡、丸子、烧肉、白肉和羊肉，看似简单的五碗菜，却象征着“五经魁首”，蕴藏“吉祥”之意。
“五魁”宴式虽然简单，却很符合条件一般的家庭，有了这五碗大菜，再辅以几道素食小荤，便成宴席，排面儿并不差。条件好一些的家庭可以升级至“八碗”。
这“八碗”并非绥德特色，而是由定边传入，又有“硬八碗”“软八碗”之分。“硬八碗”包括：酥鸡、烧肉、红烧肉、猪肉钻鸡、清蒸羊肉、猪肉丸子、羊肉丸子、小酥肉。“软八碗”也算是“硬八碗”的简化版，适合那些重排面儿但经济一般的家庭，四荤四素，选取几个硬菜，再加入荷包豆腐之类的素菜便可。
整个陕北虽地域辽阔，各地也都有自己的文化，毕竟同在一方黄土地上，同根同源，文化之间的融合也就容易许多。对于办宴席的人家来说，不管是“五魁”还是“八碗”，适合自己经济现状的就是最好的选择，也就成就了“陕北八碗五魁”独特的美食文化。
“陕北八碗五魁”号称“陕北的满汉全席”，在经济条件一般的情况下，只有婚丧嫁娶之时才能成席，也因此成了最能体现主家排面儿的事情。
能做出一桌地道的“八碗五魁”，这样的厨师在城里并不多见，大多数还是散落在农村。原本，郭孝天的母亲想从娘家请一位同族长辈过来掌勺，不料正逢此人生病，情急之下，学校食堂的掌勺主厨听说郭孝天的婚宴要在学校举办，便主动请战，这才解了郭家的急。
别看“八碗五魁”听起来数量少，可每一道菜都份量十足，客人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好，对于主家来说，也的确是可以省去很多开支。郭家的婚宴用的是“定边硬八碗”，这也得益于掌勺师傅本身就是定边人，味道自然不用说，俘获了一众来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