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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到了一定的阶段，当人们将遵守法律成为一种自觉，这便是开创了德治的基础。
叶公与孔子，两位那个时代的大贤，就为此而辩论了起来。
围绕着张小三向官府告密父亲张大三偷羊一事，孔子很直接地向叶公表示，那天叶公断案存在很大的问题。
孔子的理由还是那天对众弟子所讲的，子告父，此乃大逆不道，是最大的不孝。
叶公认真听着，末了他谦虚地对孔子道：“夫子所言，确实有道理，礼仪之基础，确实在于孝道。但吾认为，治理一地，首推法度。法不明，人不直，民不安。
张小三举恶不避亲，告发其父盗羊，此乃守法有信，貌似不遵孝道，实乃正直之举。若一国上下皆正直之辈，何愁国家不治？”
孔子连连摇头，对叶公道：“叶公差矣。张小三虽正直之举，然以直犯孝，实不可取。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应在其中。”
在孔子看来，孝是德治的基础。张大三偷羊，固然有错，但作为儿子，张小三完全可以通过另外的途径去引导父亲纠正自己的错误。
如张小三应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向父亲张大三说明偷盗他人财物是可耻的，是非义的。然后，动员父亲张大三将羊还给人家，或者赔偿给人家，再向人家道歉。
只要心够诚，且人家没有损失，相信一定会得到人家的谅解。
那又何必非得让父亲被问罪呢？
叶公听着，不禁对孔子失望起来。法治的要义在于确定了一个准则，违反了这个准则就意味着非法，就要受到惩处。在乱象环生的这个时代，无疑这是治国理政最直接有效的办法。
而孔子坚持认为，正是因为许多国家的国君或执政大夫，如叶公一样，只看到了法治立竿见影的效果，从而忽略了德治在长治久安中的作用。
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治理手段。
虽然，孔子与叶公彼此尊重，但因为治国理政理念的不同，使两人互相都失望了。
告别了叶公，闷闷不乐的孔子回到了叶邑驿馆。当天晚上，驿馆大树下，仲由等人点起了篝火，整了点酒，意欲为老师解解闷。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见众弟子如此有心，孔子心甚宽慰。他也从房间出来，与大家团团围坐。
一开始，谁也没说话，毕竟满怀希望来到叶邑，结果孔子与叶公治政理念不一致，孔子意欲在叶邑辅助叶公一展才能的梦想被击得粉碎。
仲由实在压不住心中不快，率先发起了话题。
今晚的话题，就是如何治国理政的问题。
这也是今天孔子与叶公会面时谈话的话题。到底是应该以德治政，还是该以法治政？
孔子很欣慰，他再次亮出了观点：“为政以德！”
春秋走到了这个时候，通过严明律法来治国理政且取得丰硕成果的国家越来越多，如郑国执政大夫子产在世时，直接推出了刑鼎。
具体就是将法律条文铸于鼎上，置于郑宫前。公布了律法，让百姓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什么是犯罪，使郑国实现了中兴迹象。
超级大国晋国，也在二十多年后采纳了郑国子产之策，将刑法公布于众。
郑国、晋国这样的中原诸侯，通过刑鼎，将法律公布于众，开创了中国成文法历史。
在残酷的春秋后期，许多诸侯国开始变革图强。这种变革图强，当时称变法，其实就是法治的理念。
甚至孔子在鲁国担任大司寇时，也强调了法治的重要性。
依法治国，貌似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但这与孔子的儒家礼教思想相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