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官司真是牵连深广，他们真是树大根深。”张璁感叹道，
桂萼低头翻着案卷地说：“是的，这次我们必须一查到底，所有牵连的人都要抓出来，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
两人转头眼神交流。
他们仔细的翻阅大明律法的相关规定。
在这一过程中，特别关注到了“情重律轻”的现象，即某些犯罪行为的恶劣程度实际上远远超出了现行法律所规定的处罚标准。
“桂兄，你看这‘情重律轻’的现象，我们该如何处理？”张璁指着案卷上的一行字，眉头紧锁地问道。
桂萼沉思片刻，回答道：“确实是个难题。但我们必须依照大明律法，同时也要考虑到实际情况。对于薛良这样的举报人，其行为极其恶劣，依法严惩是必然的。”
随着审理的深入，山西再审案中的核心人物被一一推上审判台。
张璁与桂萼在旁听着证词，心中暗自评估着每个清流的罪行与参与此案谋划的程度。
“马录等人，明知故犯，将无辜者推入死亡深渊，其行为简直令人发指！”张璁低声对桂萼说道，语气中充满了愤怒。
桂萼点头表示同意，并补充道：“虽然大明律法对他们有所宽容，但我们必须让世人看到，这样的罪行绝不会被轻易饶恕。”
在会审阶段，多位高官也被卷入其中。张璁与桂萼在紧张的讨论中，不断权衡着每个涉及官员的罪责与应得的惩罚。
“只是聂贤、徐文华等人，他们身为高官，本应为民表率，却做出了如此荒唐之事。”张璁叹息道。
桂萼点头表示赞同，在此之前这几个并没有太多针对大礼仪的态度，没想到此事便暴露了出来。
首先被审判的是举报人薛良。经过新任审判官们严谨的审判程序，薛良被判定犯有“诬告人因而致死随行有服亲属绞罪”。
这意味着，等待他的将是秋后处决。
紧接着，山西再审案件中的核心人物，包括巡按御史马录、布政使李璋等五人，被推上了审判台。
他们被严肃指控的罪名便是“官司故入人死罪”。
他们需承受长达四年的徒刑，并被罚去从事艰苦的运炭劳役。
在会审阶段，包括聂贤、徐文华等多位高官也被指控“奉制推按问事报上不以实事、重者以故入人死罪论”。
这些曾经高高在上的官员们，如今同样面临着四年的徒刑与运炭的惩罚。
此外，那些曾经勇于上疏弹劾郭勋的给事中们，虽然他们的初衷无论是什么，都因为弹劾内容不实而受到了此案的牵连。
他们也被判处四年徒刑及运炭的惩罚，这无疑是对清流的一次沉重打击。
尤其是首位发声的刘琦，他的遭遇更加悲壮。
关键证人韩良相与石文举，在马录等人的权力胁迫下，无奈地成为了这场冤案的帮凶。
因“鞫囚而证佐之人故行诬证致罪有出入者”的罪名，被判处杖一百、徒三年的重罚。
同时，他们还需被递回原籍服役，以示惩戒。
最后受到审视的是原山西巡抚江潮。
作为复核环节的负责人，他因“官司断罪失于入者”的过失而受到了惩处。
虽然他没有直接参与陷害行为，但仍然需要承担相应责任。
他的处罚虽然有所减轻，但仍需杖八十、徒二年，并承担运炭的劳役。
在详尽的题本呈递并经过嘉靖皇帝的细致审阅后，对于多数涉案官员的量刑建议得到了批准。
然而，在山西再审一案中，对于关键人物尤其是首当其冲的马录的惩处态度上，宫中传出来的态度显得尤为严厉。
皇帝在审视马录的行为时愤怒地批阅“志在报复、故意杀人、情犯深重”，并特别批示“从重议拟来说”，这种批阅，实际上已经暗含了将马录以“奸党”之名处以极刑的意图。
面对皇帝的严厉旨意，这本队张璁桂萼等大礼仪派是个好消息，马录这人在他们看来判的越重对他们越好，但这事情若牵扯奸党这个罪名，便难免定性为党争之案，若是后边再争论起来，便成了一笔旧账，经过在武定侯府的商议，还是决定将此案不涉及奸党之罪名。
而如果仅仅按照“故入人死罪未决”来论处则又显得过轻，难以体现其罪行的恶劣程度并维护公正原则。
最终他们商讨建议对马录处以“烟瘴地面永远充军、遇赦不宥”的刑罚，并认为这是既合乎情理又符合律法的恰当举措。
桂萼等人对宫中进一步解释称这样的处罚虽然没有直接剥夺马录的生命但将其流放到环境恶劣的边远地区，并让他在那里度过余生，实际上比死亡更加残酷。
而且他的罪行还会累及子孙后代，真正实现“虽生无生、不死犹死”的惩戒效果。
然而宫中传出的意思对此仍然感到不满，并下旨给大学士杨一清等人强调马录作为首恶必须受到严惩，以免其恶行给后世带来遗祸。
首辅杨一清经过思考，坚持认为马录的罪行虽然严重但尚未达到必死的程度，并且现行律法中也没有明确的条文可以直接判处其死刑。
上书表示担心如果法外用刑将会破坏大明律法的权威，使得人们无所适从、无法可依。
此案最终还是按照张璁桂萼提议对马录处以：“发广西南丹卫永远充军、遇赦不不宥，但逃杀了”的严厉惩罚，以示其不可饶恕之罪。
与此同时，山西三司长官李璋、李珏、章伦、马豸等人也因“阿附巡按，连结三司，杀人媚人，情犯亦重”而受到了重罚，被改为“发边远卫分充军，遇赦不宥，但逃杀了”。
此外，大理寺少卿徐文华、御史程启充、给事中刘琦、张逵等人也未能幸免，同样遭受了从重谪戍的处罚。
至于汤沐最后的审判结果，则更为严重，原因是在查抄汤沐家的时候，发现了一件颇为争议的东西。
汤沐的案件原本已定为“奉制推按问事报上不以实事”，即因其不实事求是地报告案件情况而遭革职流放，同时对其贪污受贿的罪行，也将进行家产的查抄。
然而，在查抄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意外情况使得案件变得更为复杂。
在汤沐的府邸内，查抄人员意外发现了一封马录的来信，更为震惊的是，信封内竟藏有1000两银票。
这一发现无疑给汤沐的案件蒙上了一层更深的阴影。
面对这一指控，汤沐坚决否认与马录有任何不当交易，坚称自己对此一无所知。然而，当信封内的笔迹经过专业核对，结果与马录的笔迹完全吻合时，他的辩解似乎变得苍白无力。
在这种情况下，大概率是疑罪从有，也没人详细纠察为什么汤沐收到信，却不把银票收起来换个地方。
这个新发现使得汤沐的案件被迫重新审视，刚刚审结的李福达案又有了新的变化。
在武定侯府内，关于此案的讨论异常紧张而严肃。
“侯爷，李福达一案的涉案官员都已定罪处理完毕，但如今汤沐的案件却出现了新的变化。”桂萼向武定侯郭勋详细汇报了案件的最新进展，神色凝重。
武定侯郭勋翻阅着手中的案卷，眉头紧锁，他抬头看向桂萼，“你的意思是说，马录与汤沐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秘密的勾结，共同策划了这一切？”
桂萼与张璁对视一眼，微微摇头，“侯爷，目前还不能下定论。不过，我怀疑这可能是有人故意栽赃汤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