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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你背后走过来，你是怎么知道的？」有一天他问我。
「我闻得到你的气味。」
缅甸的美国大兵、甸缅公路上的卡车司机或渔夫，他们身上的气味都一样。美国的妇女又如何呢？她们看起来都像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美丽又甜蜜吗？
妈告诉我，美国妇女和男性不同：「她们甚至没有投票权。」
「为什么要投票？」我问。这跟气味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她说：「生在一个社会里，身边所有人都被允许做某件事，而你除外，那会是什么感觉？即使这件事对你不具有任何意义，就像投票。」
这种美国式的民主是有传染力的。在台湾，我们开始办选举。卡车载着候选人在街上到处跑，用扩音器大声呼叫：「投我一票，我是某某某！」等到投票当天，会有挂着候选人名牌的卡车等着拉选民去投票所：「等你投完票，会请你吃饭。」
美国人为什么投票呢？在美国的正宗美国人又是什么样的呢？
事实上，我真的认识一个美国人，和我前面所提到的美国大兵和渔夫都不一样。当我告诉她我有一个机会去美国，她极力怂恿我：「去吧，那怕只是一趟短程旅行。等你回来，可以告诉我有关的一切。」
「妳还想知道什么呢？你不是从美国来的吗？」
「我七岁时就离开了。我现在只记得我们的房子和屋前的草坡，我喜欢从上面滚下去。我还记得我就读的学校，每天早上都得走过五个街口到校，路上还有一只恶犬和一个顽劣的男孩。即使他们只出现在他家的前院，我都得绕路而行。其他的事，我都说不准是真实，还是想象，甚或是在电影里看到的。」
中日战争爆发后，她父亲带着全家回到中国。途中，他们搭乘的轮船在日本占领下的台湾沿海、一个囚禁罪犯的小岛(绿岛)搁浅。乘客获救后被送到马尼拉；几星期后，她父亲带着两个女儿到了香港，妈带我和三儿去接他们。当时我十一岁。
就在妈妈和我们所迎接的人说话时，我注意到两个女孩中较大的那个。她只会讲英语，我只会讲华语。我们互相注视着，忽然她向我伸出拿着一个苹果的手。我的自发性反应是躲到妈妈的背后，这时听到一个细柔的声音：
「这是给你的。」
我在学校学过这个英语词汇。妈妈把我从她身后拉出来，对我说：「说谢谢妳。」我谢过她，接下了那颗苹果。
「那个女孩是谁？」事后，我问妈妈。
「她是你堂妹。」
「她从美国来的？」
「加拿大。」
「加拿大在那里？」
「亚美利加。」
「我是这么说的呀。」
「亚美利加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美洲大陆，一个是美国。」
「她怎么会是我的堂妹？」
「她爸爸是你爸爸的哥哥。」
「我们怎么会来这里接他们？」
「因为我到美国的时候，她爸爸到船上来接我。」
「这就是你认识爸爸的原因？」
「可以这么说。」
「她叫什么名字？」
「维拉。」
「我们可以邀请他们来晚餐吗？」
几天后，这家人来到我们的住处。妈妈要我们带两个女孩去我们住家后面、名为钻石山的小丘。
「钻石是什么意思？」她不会说华语。
「Diamonds.」
「Diamonds？」
「来，我指给妳看。」
「我的鞋子！」
「把手伸过来。」我握着她的手领着她上山。她穿着考究的鞋子，爬起来有困难，所以紧紧拉着我。这是我第一次握女生的手。
「妳看！就在这块岩石下面。」我指着一块紫色石头。
「Diamond！」她叫了出来。
「给妳。」
那是我毕生送人的唯一一块石头。
第二次见到她时，她十六岁。这时的她，讲华语比我还流利，用的是正宗的BJ腔。我提议要在我的船上为她烤一个苹果派，可惜她从没来过。第三次见到她是在台湾。她住校，我的船刚好到台湾卸鱼。我从鱼舱里挑了一尾最大的红鲷送去她家。第四次是在广州。当时我在海南打鱼，给她带去一罐油炸的发酵咸鱼。那时的她，讲起广东话就像个当地人。
最后一次见到堂妹，我们在海上共度了整整一星期。接下来的一周，我们一起探索基隆和台北的大街小巷。此后，就再也没见到她，只有一张照片钉我的床边。
「你的女朋友？」我所有的同船伙伴又羡慕又嫉妒地问我。
「我妹妹。」
他们的声音立刻从嫉妒变得友善。
「可以介绍给我吗？」
「我干嘛要介绍给你？」
妹妹也可以指「堂妹(表妹)」或「爱人」。
幸好她人在香港！如果是在这里，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让她躲开这群海上狼人。她的个性比照片上看起来更具吸引力。不满二十岁的她，还很多愁善感。这些渔夫都是从中学辍学的，他们的爱情观还停留在中世纪的男性沙文主义，要的是漂亮、性、婚姻、烧饭、养儿育女和顾家。与此相反，她在香港的朋友都是有文化、有教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