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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卧舱。我起了个大早，不愿错过好好看看这个『大苹果』的机会。为什么叫它大苹果？对我来说，它怎么看都不像大苹果，反而更像在河边疯狂生长的雨后春笋。
在我能更仔细观察它之前，火车钻进了地下，我瞬间失去了方向感。当火车停了下来，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是地下，还是地上？这倒在其次，最重要的是必须找到下一班换乘去波士顿的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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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
葆琦舅舅在长岛的拿骚火车站接我。他看了我的水手袋一眼，问：
「行李箱呢？」
「这就是我全部的行李。」
「把它扔进后座吧。」
把行李丢进后座，我跟着爬上车。以前从没见过车子的内部空间这么宽敞、豪华。
「把行李留在后座，你坐到前面来。」
「这里有个小水洼，我不想把沾到的泥巴带进车里。」
「那我把车子移开。」
在我反应过来之前，他已经移动车子。
「现在你可以到前面来了。」
坐在前座，我可以看见仪表板，上面有好多指示灯和计量表，就好像在电影里看到的飞机驾驶舱，在葆琦舅舅驾驶时发出一些闪光和细微的声音。
「你知道，」舅舅把车开出停车场后对我说：「在美国，每个人都自己开车，(他自己的车？这么大？)只有富豪才有专属司机。如果别人看见一个像我这样穿着套装的中国老人，开车载着一个穿着随便的年轻人坐在后座，会自然而然地认为我是司机，而你是我老板的儿子。在美国人眼里，在这儿的中国人，不是洗衣工，就是教授。我们必须小心自己的行为举止。」
这是那种车子？是所谓的豪华轿车吗？车尾有个「凯迪拉克」徽章，我在上海或香港从来没看过。这真是个奇怪的国度，我有太多问题要问。为什么十字路口没有警察？为什么舅舅在红灯前要停车，即使那里没有其他车辆？仪表板上那些闪烁的灯又代表了什么？这时，我记起妈妈曾告诫我：
「闭上嘴巴，张大眼睛。别让自己看起来像个笨蛋。人在罗马，行为就要像个罗马人。」
花园城市让我想起了故乡青岛，整座城市没有高楼大厦，却充斥着大片绿地和多彩的屋顶。舅舅的住宅使我想起我们家的房子，所不同的是，青岛的房子是供人居住的；而这幢住宅看起来像出自一本故事书，墙壁是用深浅不同的红色老旧破砖砌起来的。这在中国，除了城里的贫民区，是绝对看不到。它的屋顶倾斜，就像教堂的那样；房屋四周围绕着茂盛翠绿的草坪，毫无遮拦地向外延展到街道。整座城市都是这样，我是说看起来就像一座公园。屋内就像我曾在电影里看到的，厨房干净得不像是做饭的地方，里面有一台大型煤气灶、一台电冰箱、锅碗瓢盆一应俱全，玻璃橱柜里展示着成迭的盘子，看起来格格不入。还有一张比我船上十二个人使用的还长的餐桌，却只供三个人使用？雪莉表妹就读寄宿学校，现在只剩舅舅和舅妈两人！
「这里是纽约郊区的高级地段，」舅舅说：「我们是这附近唯一的非白人。当初买这幢住宅，必须获得所有邻居的同意。每个人都盯着我们。不管我们做什么，都会影响到日后要搬来这里的中国人。」
规则、规则、规则。我想起蒋彦士博士告诉我们的：「美国是一个法治社会。」即使只是用餐，都有许多规矩。
我终于见到雪莉。周末时，她从学校回家。我们外出到一家高级餐馆，男人必须穿西装、打领带。奇怪的是，女士的穿著不受限。或许美国女性有太多服饰，连中式长袍都有不同的颜色和款式，西式服装更有长袖、无袖、露背、低胸…。
服务生来了，他提出一连串问题，我无法回答，所以薇芬舅妈接手帮大家点了相同的菜肴。
「不要帮每个人都点一样的。」舅舅说。
她说：「这个你会喜欢的。」
我们点的餐送来了，舅妈吃了一口就放下叉子，拿起盐罐摇了摇，就在每个人的餐盘上洒了起来。
「薇芬！」舅舅大叫：「妳这是干什么？这样很没礼貌。」
「这么说，你一向对我说的话，都只是为了礼貌？」舅妈说：「果真如你所说，我是个最好的厨师，那我怎会不知这道菜要不要加盐？」
从上海来到纽约的薇芬舅妈，在她的朋友圈中是最好的厨子，朋友们都把受邀到她家用餐当作一种享受。我到纽约的第二天，她就邀请了一位朋友。
「向胡伯伯问好。」舅妈对我说。
「我刚到北京大学教书，就认识了你妈妈。」胡伯伯说：「当时，她是中国极少数的女教授之一。她现今在那里？」
「在上海。」
「你在台湾作什么？」
舅舅插嘴救了我。他告诉那个人：因为我从中学辍学从军，在台湾竟不被准许参加大学入学考试。
「太荒谬了！」他立刻在一张纸上写了些字递给我说：「等你回到台湾，把这个拿给任何一所你想就读的大学的注册单位。」
我看了一眼纸上的签名。我的天！他是胡适！
关系，关系，关系，妈妈曾经用它来把我送进上海的精英大学，我却拒绝入学下了海。现在，这个人又试图用它来让我进入台湾的大学。谁制订了这些规矩？
有许多东西我必须学习，最困难的是学习与人交谈，而美国人最精通此道。
「How are you？」第二天早上，舅舅要我出去捡报纸，碰到一位邻居这么问我。
「好，我还不习惯这里的寒冷天气。」我说：「回到台湾…」我告诉他台湾的天气如何。
「说这话的人并不是真要问你的情况如何。」舅舅说：「那只是一句问候。」
问候？
「就像中国人说：你好吗？」
「我们有这么做吗？」我问。在船上、军中或学校，我从来没看到任何人问候其他人。
「我该怎么回答他们？」
「你可以说‘Just fine.’(还好)，‘Pretty good.’(很好)，或回问‘How are you?’(你好吗？)。」
两天后，我从纽约换车去波士顿。火车站那么大，我感到无所是从。一位女士见状便问我：「我能帮你嚒？」
「Pretty good(非常好)！谢谢你。」
「你在找什么？」
「Pretty good！谢谢你。我有荣幸请妳为我指引搭火车去波士顿的闸门吗？」
「被这么请求是多么地荣幸！」这位女士笑了起来，然后指着一道闸门对我说：「祝你有一趟快乐的火车之旅。」
「Pretty good！谢谢你。」我回答。
她又笑了。这句话真管用！
从此，灰狗巴士、青年会、灰线旅游和「Pretty good.谢谢你。」成为了我探索这奇妙国度的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