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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者要善于把有利的环境给制造出来，有了利益所在，老百姓就自美自安了。你不推他，他也会去。你不吸引他，他也会来。朝廷不烦、不扰、不折腾，老百姓自己会变得富裕起来。
经济发展是繁荣的基础，也是道德的基础。自己找路，自己创富。这是来自无为而治的繁荣，来自自由的繁荣，来自不干预的繁荣，来自竞争的繁荣。
无为而治，是不是政府面对市场秩序就完全不管了呢？不是这样的。
《管子》主张政府对市场的调控，主要是调控在两个环节：
第一，他认为政府必须控制住货币这样才能够影响整个市场的运行；
第二，他认为粮价必须稳定。
他认为粮食是基本的消费品，必需品，粮食不完全是商品。必需品和商品，在管理上，是有一些差别的。
粮食是必需品，就意味着它的价格不能波动太大，不能时有时无。所以，管子认为，对粮食必须加强国家调控。粮食丰收、粮价下跌时，朝廷要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来收购粮食、储存粮食；当粮食欠收、粮食价格上涨的时候，朝廷要以低于市价的方式供应粮食。
这样平抑粮价，防止粮价的过大波动，影响社会的稳定。
管子对市场进行调控的两个核心节点:一个是货币，第二个就是粮食。
这些调控，都是在承认和保护市场经济，是在市场秩序的基础上展开
他搞的不是计划经济，而是由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这也基本上奠定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模。
以后几千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都是按照这个基本模式来展开的。
管子认为：奢侈消费促经济繁荣:因为重视满足百姓的愿望，而且重视市场的平衡，所以，管子在中国历史上，提出了一个跟主流道德很不同的观点。
他认为，没有奢侈消费，经济就没办法繁荣。
管子这种通过刺激消费来刺激生产、创造就业和经济发展的观点，是非常特殊的。
但是如果我们理解他是一个商人，站在商人的角度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商人做生产，前提是要有消费。如果大家都不消费，都追求简朴，商业和经济怎么运行得起来？商业发展需要有需求量很大的成长型的市场。从这个角度来说，管子看到了经济发展要依赖消费的上升。
认为人们欲望的满足、人们对奢侈的追求，带来的高消费能够带来工商业的繁荣，最终带来整个国家的富强。这个观点后来也对凯恩斯影响很大，凯恩斯觉得有效需求不足，会导致国家有效供给的不足，最后带来巨大的失业。
第四点讲以法治国，尊法治国他认为治理大国，不能靠君王的个人意志和自由裁量，要靠稳定的法律。
法律不能是君主意志的表现，而是要遵循天道的法则。
法律是一种发现和运用，而不是一种发明他把法律放到天道秩序的背景中，认为法律必须有客观自然的依据，这样的法律才真正稳定，也才有权威性。
如天地之坚，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时之信。
法律要像天地那样的坚定，要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有自己固定的轨道，要像太阳和月亮一样明亮，像一年四季一样守信，让人可预期。
然故令往而民从之。
这样你下了法令，老百姓就会顺从、服从。也就是说，法律本身就是自然法则和自然秩序，是顺应百姓的习惯，顺应百姓的人心。你稳定住这样的法律，以天地作为法律的客观依据，这样的法律才会得到民众的遵从。
《管子》对法律的看法蛮有意思。他既不认为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也不认为这是一个社会契约。他认为法律就是客观的天道法则在人间的表现。所以，法律很神圣，不能轻易地改变它。
管仲自己说：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成必败。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顺着天道去运行，这些事情都是自然而然的运行；失天之道，虽立不安，失去了天道法则，就算是立起来了，最后也不安全，他认为自己的做法是顺应天道的。那么，天道的本质是什么呢？管子对天道有他自己商人治国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他们在思想上认为每个人为了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去努力、去奋斗，这样一种求利的冲动是非常正当的。这种求利的冲动，带来经济的繁荣和国家的富强。所以，他们充分肯定人们求利的冲动。
管子认为天道的法则就在人求利的冲动之中，在人求利的作为之中。的理解。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普天之下，人们都为了各自的利益而来往奔波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每个人都担任他们能胜任的工作，竭尽全力，来换取他们想要得到的；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
刺激各行各业的人努力从事自己的职业，以自己的工作为乐趣，就如同水往底处流一样，昼夜不止。用不着召唤，他们自己会送来；东西用不着寻求，人们自己会生产；
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难道这不符合道的准则，难道这不是最自然的力量的凭据？
我们可以把管子的思想概括一下，对上要敬畏上天，要遵循天道。同时，他认为人的自然欲望就通往天道，通往上天。所以，要用法律来保护人的欲望的实现。
重商主义，以商兴霸
管仲治国的主要思想：要点就是顺人心，遂人愿。他认为经济是道德的基础。自主即带来繁荣。以法治国。
敬天行道。这些讲的几乎都是内政的治理。商人治国容易走重商主义道路。注重国家经济发展，尊重生产者的积极性，注重用经济手段来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目标。
管仲助力齐桓公成就春秋霸业，外交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外交上，他同样也是重商主义的做法：重利益，算经济账。还曾针对周边诸侯国搞经济战。诸侯会盟谈判，谈的不仅是军事上的盟约；更多的内容是统一市场，统一各国的关贸税赋，协调当时的国际经济贸易关系中央政府削弱了，各诸侯国就会自己去谈判，自己去协调。管仲以军事力量为后盾，通过不断的商业谈判，来化解可能的战争冲突。重商主义会使国家走向经济繁荣，同时对道德伦理的要求相对宽松。
管仲对工商业的态度与商鞅的区别十分显著，是中国历史上不多见的重商主义政治家。管仲尤其重视对困难人群的社会救济，是人类第一部政治经济学巨著《管子》。
既然是穿越来的，中国古人的智慧是比较适用于这个时代的，在没有黄袍加身，掌控朝堂的时候，李隆基清楚的知道，太激进的变革，会像王莽一样，迅速得被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