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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逢站必停的城际绿皮火车上，凌宏伟坐了两站，在花园路站下了车。
斜挎着书包，提着母亲为他炒制的一大罐头瓶肉丝炒咸菜，凌宏伟走出车站。
回头看了眼楼顶的时钟，已是下午三点半。
现在的凌宏伟，腕上还没有手表。
做为家庭主要财产，手表凌家只有两块。
一块是父亲的“上海牌”，干活的时候舍不得戴。
是那个时代的国货之光，手表中的经典。
当年凌占山担任青年突击队长时，带着十六名突击队员，大干一百天，创造超过两个班次的井下掘进新记录，获得的表彰奖励。
母亲手上的手表，凌宏伟不记得牌子，应该是个杂牌，走时很不准。
每天上弦，三天就能慢五分钟。
此时，电子表刚诞生不久，国内友谊商店柜台里，售卖的价格高达130元，比全钢的“上海表”还贵。
除了时间无法随时掌握，此时，凌宏伟的肚子也正咕噜咕噜叫得欢。
中午没吃饭，青春的身体亟需补充，空口吃咸菜显然不是明智之举。
从车站到学校，有三里地的距离。
途中，会穿过一片闹市区。
那里，有一处国营饭店，旁边是一处挂着木牌匾的供销社，五金日杂百货、农资旧物回收，一应俱全。
这里属于城郊结合部，既有城市的影子，又有农村的面貌。
身边摩肩接踵的人群，和不时入耳、土得掉渣的农村东北土话，都让凌宏伟觉得异常亲切。
被称为“山东棒子”，七岁前在老家形成的胶东口音，虽然逐渐本土化；但相较于当地的农民老哥，凌宏伟还是差了一大截。
凌宏伟出了车站，沿着积满灰尘，时有水坑的破烂街道向前。
来到挂着横匾的国营饭店门口，抬腿就往门里迈。
“哎哎哎，同志，你干啥？”
“晚饭还没到点儿，想买副食，到旁边窗口。”
门内，一位戴着蓝色套袖，白色工作服上满是油渍，身宽体胖，半倚半坐在椅子上的老大姐，抬手阻拦。
肥厚的嘴边，挂着几片没来得及吐干净的瓜子皮。手上是一个铁皮罐头盒，盛了半盒瓜子。
这个年代，胖，是条件优越，生活富裕的象征。
尤其在饭店、副食品商店这类福利单位工作的职工，近水楼台先得月，个顶个吃得脑满肠肥。
当年的凌宏伟，曾经看到《参考消息》上，美国和西欧人为肥胖而苦恼，想尽一切办法减肥的新闻，禁不住怒骂：
“到底是腐朽的资本主义，真是吃饱了撑的，能吃胖多好，还特么减哪门子肥？”
只是，让他没料到的是，改革开放十几年后，我们的国人也开始步那些腐朽资本主义的后尘，肥胖程度直追资产阶级。
眼下，凌宏伟没时间顾及什么肥胖和阶级，他的肚子正闹着饥荒呢。
“噢，对不起，我忘了。”凌宏伟歉意道。
被胖服务员一拦，凌宏伟这才想起。
在这个时代，除了国营饭店，街上还没有日后遍地的饭馆、小吃店。
不远处倒有个回族饭店，是大集体性质的，可只专供回民。
凌宏伟没有回民证，不予接待。
这些饭店有个共同点，就是按点开饭，过时不伺候。
人们经常会看见，临近饭时，饭店门口排起长队。到了收档时间，就会出现撵客现象。
服务员冲着赖桌的客人摔摔打打，还是小事。动辄训斥，甚至厨房大师傅拿着菜刀赶人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做为优越感十足、类似眼前老大姐这样的资深服务员，搬把椅子横在门前，磕着瓜子拒客，那就太正常不过了。
这种现象，后世的人可能很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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