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作为出身参狼羌的武都氐人首领之一，毛兴在周边相互联合的诸胡部中所拥有的权力，甚至还要超过身在长安的大秦天王苻坚，除了统帅军队之外，还负责征税、审判等行政事务，更身兼主持大型宗教活动的大祭司——释比。
羌人的释比往往是酋长兼任，这种文化源自对自然和祖先的原始崇拜，婚丧嫁娶、占卜医药，都离不开，而各个氏族的知识与历史的传承，也是由释比师徒之间的口耳相传来完成。
这一年的立秋火祭，因为雍凉地区连续发生的灾异，被格外重视。祭祀当天，毛兴身着大领博袖的黄、黑、白三色麻布礼服，头戴由五瓣山尖形牦牛皮组成的山形冠，手里是头羊皮做的皮鼓，穿上这套具有高贵、庄重及神秘象征的装束，就意味着他获得与神、鬼沟通的职能，即神明的代言人。
肩背痈肿好转的吕隆，耐不住身边亲长与僮仆的连番念叨，都劝他参观祭礼，也好彻底祛除病秽之气，只得赶来凑个热闹。
实际上，吕隆疾愈这事，却是自姑臧徙来枹罕的医家诊治精湛的缘故。
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吕隆仅是遵从医嘱，佩戴填入蒲黄的香囊，多在庭院散步走动，日常饮食中，增加了正当季的甜瓜、蕹菜，听得他一头雾水的内热外湿之症，没过几日，肩背上的肿痛就已消退。
甜瓜即香瓜，蕹菜即空心菜。汉初，故秦东陵侯召平种瓜于长安青门外，青门瓜、东陵瓜，亦指甜瓜，辛追夫人、海昏侯刘贺两座汉墓中，也都发现甜瓜籽。
能在荒凉的边陲军城寻得良医，这其中的渊源，又与西晋末年至前凉时，南、北方文化的交流有关。
前凉太祖张轨，曾为同郡朝那人皇甫谧的门生，皇甫谧的曾祖父即平定黄巾的东汉名将皇甫嵩。皇甫谧少年时，安定皇甫氏已逐渐衰落，他随叔父徙居新安，时值战乱，嬉游度日，至二十出头才发奋读书。皇甫谧四十余岁时，因患风痹，遂钻研医学，并撰集了《针灸甲乙经》，被誉为“针灸鼻祖”。晋武帝司马炎数次召皇甫谧出仕，都被他婉拒，后来还著有《笃终论》，来反对当时所流行的厚葬风气，死后也遗训子嗣，择不毛之地，将其简礼薄葬。
皇甫谧的另一门生，京兆长安人挚虞，与潘岳、左思、陆机等人并为二十四友，也是西晋“太康文学”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
永嘉之乱时，皇甫谧的儿子皇甫方回，前往荆州避乱，在府城外避人独居，以养蚕耕种为生，极受南方士人敬重。平定杜弢起义时，陶侃被王敦表为荆州刺史，在职期间曾多次前往皇甫方回隐居的地方拜访，都极尽礼遇。不久后，王敦听从参军钱凤建议，在陶侃前去谒见时，将其扣押并降为广州刺史，以从弟王廙为荆州刺史。而王廙到荆州后，大肆诛杀陶侃任命的将佐，向来被陶侃敬重的隐士皇甫方回，也被其找借口杀害。
王廙的侄子，其兄长王旷之子，即世称王右军的王羲之。
与皇甫谧、皇甫方回父子为同族的皇甫典、皇甫真兄弟，皇甫真先后受到慕容廆、慕容皝、慕容儁、慕容暐四代人任用，直至前燕灭亡，归顺前秦。皇甫真的兄长皇甫典，则是在关中出仕苻坚，皇甫典之子皇甫覆，又是吕隆祖父吕婆楼任太尉时的故吏。
王猛初次领军时，与杨安、姚苌等人率众二万南攻荆北，此时桓温向东移镇，其弟桓豁代掌荆州履新不久，因先后调派朱序、桓罴率部协助平定汉中的司马勋之乱，导致沔北地区兵力空虚。于是，在已经南下襄阳一年有余的释道安情报支援下，王猛先攻入南乡郡，再佯作进攻新野，从丹水南岸、郡治南乡县西南的安阳掠民万余户北还。
西晋太康十年（289年），改南乡郡为顺阳郡，东晋咸康四年（338年），又改回南乡郡。王猛掠取民户的安阳，位于汉水北岸，再往西不远就是楚文化的发源地——郧阳，因地处汉水中段，楚国在此置汉中郡，秦破楚后，汉中之名才北移。
郧阳在汉水之北，为古郧子国之地，屈原在此写就《离骚》、《天问》、《渔父》等名篇，孔子亦是在此听孺子唱“沧浪之水”歌而有感怀，南岸有武当山、神农架。
当时的关中，屡遭战乱，民户匮乏，前秦在渭北所设诸护军，就是民户不足，将土地用来安置徙居长安的胡部，划分各方部伍，实行军事管制。诸胡大多不擅耕种，三辅又坞堡林立，抗税拒役时常有之，即使是素有粮仓之称的关中，仍然供给不敷。
而被王猛掠取到北方充实三辅的民户，多为各地逃入郧阳山区避难的流民，青壮男女占据大半，还有不少医者、工匠。当时最出名的流民群体，要属黄河南北的乞活军、江淮前沿的流民帅，这些难民集团由于缺粮，流动就食，所到之处，扰乱地方，多遭排斥，各地官吏又无力赈济、安置，进而形成恶性循环。
陶侃参与平定的杜弢起义，起因就是巴蜀流民逃难到荆、湘，屡遭官吏、土民侵害。西晋永嘉五年（311年），湘州刺史荀眺，欲以叛逆为名杀尽流民，流民约五万家被迫反晋，推举时为醴陵令的蜀郡成都人杜弢为首，攻打长沙，后来南破零陵、桂阳，东侵武昌，杀死诸多晋朝官吏。期间，杜弢几次想要投降都被拒绝，即便后来司马睿接受他投降并大赦，但前线的晋军将领为获取军功，仍对杜弢所部穷追猛打。
自西晋永宁元年（301年），张轨出任凉州刺史，到任后剿灭盗匪、戡平叛乱，远离战乱的西北地区成为乱世之中的庇护所。同年，赵王司马伦废晋惠帝自立，许昌的齐王司马冏、长安的河间王司马颙、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联合起兵讨伐，中原陷入战乱，大量流民来到姑臧。
出身河东裴氏洗马房的裴诜、裴慬叔侄，家族早年为避祸乱来到河西，至前秦灭前凉，才返回故乡，居住在解县洗马川，并入仕前秦。
东晋永和三年（347年），豫章人俞归奉命出使，长途跋涉来到姑臧，册封张重华继任凉州刺史。哪知张重华正谋划称王，不接受东晋诏书，经俞归劝说才暂时搁置此事，仍用西晋愍帝司马邺的建兴年号。
永和九年（353年），前凉与刚在关中立国的前秦围绕上邽连续交战，同年张重华亦病故，其子张耀灵年方十岁，继位仅一月即遭伯父张祚废黜，两年后（355年）被杀，随后张祚遣兵攻打河州刺史张瓘，反遭攻杀，张耀灵庶弟张玄靓被立为凉王。
东晋升平三年（359年），宋混杀张瓘。
升平五年（361年）九月，张邕杀宋混，十一月，张天锡杀张邕。
东晋兴宁元年（363年），张天锡杀张玄靓，称凉州牧，派司马纶骞去建康请封，并护送已经在姑臧耽搁了十六年的俞归返回。而俞归将这些年在凉州的见闻，记述为《西河记》，一并带回了建康。
纶骞朝觐建康的这年，撰有《玉函方》、《肘后备急方》、《抱朴子》、《神仙传》等著作的葛洪卒于罗浮山，其妻鲍姑精通艾灸，亦在同年故去，二人皆为当时名医。还是这一年，春夏之交的四月，小名寄奴的刘裕出生于京口。
葛洪的叔父葛玄，即灵宝派的祖师，而据《抱朴子》中记述，葛玄是以左慈为师。
东晋太和元年（366年），纶骞带着册封诏书返回姑臧，亦从江左带回不少名士著述。
当时，袁崧、羊昙、桓伊，皆善音乐，并为“三绝”。袁崧与谢安同乡，曾将旧歌《行路难》润色，每饮至酣醉，都会纵声高歌，旁人听闻皆因共鸣而涕零，另作有《歌赋》、《酒赋》、《圆扇赋》。羊昙是谢安外甥，亦以歌喉动人著称，少时即受谢安喜爱看重。出身铚县桓氏的桓伊同样擅长高歌，兼具作曲之才，吹笛更是被时人称为“江左第一”。
另外，袁崧每逢出游，喜欢让左右从人作挽歌，时人将其与好在书斋前种植松柏的山阳高平人张湛并称，谓之“湛屋下陈尸，崧道上行殡。”
张湛所撰《列子注》，其中引用何晏《道论》、《无名论》中内容作为根据，又主张佛玄合一，为魏晋玄学代表人物，其所撰《养生要集》的部分内容，南朝齐、梁时期，被创立茅山宗的陶弘景引用于其所作《养性延命录》中。
前凉灭亡时，因张天锡出降，姑臧未遭兵灾，城中寓居的避乱士族，多年来留存的典籍与学术著作得以保全。其曾祖父张轨入凉州时，就建立学校，征召贵族子弟入学，春秋行射礼选拔才士，此外还鼓励私人讲学，不同地域士人带来的学术流派，在此相互碰撞、融合，又促进了当地的本土文化。此外，前凉自张轨时起，就开始铸造铜佛，张骏时更是大造佛像，加上西域番僧入中原弘法前，多在姑臧停留，因此又有北方佛都之称。
火祭在枹罕城南的空旷河滩上举行，午后才正式开始，金角与铜鼓一经奏响，气氛瞬间变得肃穆，一系列的仪式、乐舞、竞技，都是为了取悦神明，这一切源自古人对自然的未知、恐惧，进而形成原始崇拜，并一代代的传承下来。
戴着有驱蚊功效的蒲草笠帽，吕隆与从人在外围的土丘上，兴致勃勃的点评，周围是不断发出欢呼的狂热人群，击鞠、角抵、驰逐、竞射，人仰马翻甚至伤亡的出现，亦无法停止人们的热情。
击鞠即马球，曹植《名都赋》中所述“连骑击鞠壤，巧捷惟万端”，描写的就是打马球的场面。角抵源自春秋时期，魏晋南北朝称相扑，可扑、打、踢脚，以扳倒对手取胜。驰逐即赛马，竞速之外，骑手各持无箭镞的弓箭在马上相互阻挠。竞射即传统射礼文化的延伸，除了射击靶垛静物，还有射击鸟兽的弋射比试。
随着时间的流逝，日暮时分，巨大的篝火燃起，无数趋光的昆虫被耀眼的火光吸引而来，傩舞则将祭祀推向高潮。与吕隆在洛阳时，扮做方相的傩戏略有不同，鼓声之外还多了羌笛作为伴奏，只是他并不觉得这笛声多么悠扬悦耳，只是嘈杂令人心中烦闷，实际上他的感觉并没错，羌笛起初就是羌人围猎时用作惊扰猎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