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远航带夏吉祥离开时,与毛桂源亲热握手:“桂源兄,多承照顾,这次人情,宫某记下了,来日把酒言欢,定当厚报!”
毛桂源应酬得更热络:“哪里哪里,一点小事而已,宫科长太客气了,改日酒局相逢,就是一杯酒的意思,到时愚兄就生受了,哈哈哈···”
“呵呵呵···一定一定,到时兄弟先干为敬!”
两人相视大笑,毛桂源将宫远航等人一直送到楼梯口,方才客气作别。
当时,巡捕房归公共租界工部局管辖,治安司法权独立,与伪市政厅没有隶属关系。
按理说毛桂源可以不理宫远舟的解释,但是宫远航不但带来了外国律师,而且找了几个报社记者,显然准备充分,有备而来。
毛桂源审时度势,知道宫远航要力保夏吉祥。
若硬要拘押夏吉祥,不但巡捕房在舆论上陷入被动,而且得罪宫家这个富甲苏杭的实业大亨,对他仕途没有好处,索性卖个人情,开释了夏吉祥。
送走了宫远航,毛桂源回到大办公室,走入里间处长室,沙发上端坐着三人,坐在左侧的是苏沪别动队大队长,特务处少校葛威。
坐在右面的是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剑眉星目,非常英武,他就是李戈青,党通社的行动队长,中校军衔。
而坐在当中的中年人气场更足,他大约三十余岁,名叫周伟,乃是军统沪市特区区长。
三人并不是一起来的,李戈青先到,周伟葛威两人与他不期而遇,且都目标一致,都为夏吉祥而来。
毛桂源进屋将帽子摘下,挂在衣架上,向两人摊了下手,苦笑道:
“毛某惭愧,辜负了三位嘱托,张诚安排的人不得力,没能制服此人,耽搁了时间,我再想补救就已经迟了。”
“我们在屋里都听到了,没想到市东帮的花蛇子,在牢里也会失手,十几个人对付一个,居然收拾不了人家,真是一群废物。”李戈青皱着眉头,一脸不悦之色:
“可恨!那宫科长居然为这个小汉奸大费周章,真是蛇鼠一窝,坐实了都是汉奸。”
毛桂源无奈又做了番解释:“宫远航是苏杭世家子弟,近年崛起的航运大亨,他把持着沪市经济署出口业务,与公董局关系很深,实在不能轻易得罪。
况且他有备而来,找了报社记者不说,还请了洋人律师出头,我不得不虚与委蛇,卖他一个人情。”
“唔,毛处长身为华人督查长,处境尴尬,确实为难啊,”周伟接过话头,不紧不慢的说道:
“目前日寇肆虐,形势复杂,毛处长也算见机得当,进退有度,否则张诚就得彻底暴露了,我们还是从长计议吧。”
“周长官所见极是,”毛桂源比在座二人都大好多岁,态度却非常恭谨:
“丘保义志士不会白白牺牲,只要那夏和元还在租界活动,以后有的是机会铲除他。”
“唉,此人若是个小角色,就不值得兴师动众,顺手扫灭即可,我没阻止毛处长放人,实在是另有隐情。”军统站长周伟望着李戈青一笑,继续说道:
“其实我这次赶过来,并不想取其性命,只是没想到,戈青接连两个行动小组都折在夏吉祥手上,党通社在沪市的人手,算是折得七七八八,没有整合的必要了···戈青,你行事如此鲁莽,难辞其咎啊。”
李戈青连忙站起来认错:“是,是卑职指挥不当,也是组长丘保义贪功冒进,没等两组人汇合,就擅自在日租界采取刺杀行动,虽然干掉了津川父子,却也因为人手不足,被苏吉良各个击破,趁势反杀。”
“苏吉良、夏和元?他到底有几个化名?”毛桂源不由问道:“这个北佬奸猾狡诈,很不简单,不会是日本人专门培训的特工吧?周长官今日刻意来访,还请开诚布公才好。”
特务处少校葛威转头与领导对视一眼,充满探询之意,周伟开口说了一句:
“毛处长是复兴社时候的老人,级别比我还高,绝对是自己人,此事但说无妨。”
“是,不瞒毛处长,”葛威汇报道:“这家伙确实有日本人背景,我们调集特务处各部门,详细核查过,这个夏和元本名夏吉祥,原籍山东,在东北逃荒长大,曾在日侨津川家帮佣多年,说得一口流利日语。
这家日侨的家主津川义筒,很有关东军背景,曾任职南满铁路的高级职员,后来调任到沪市,担任满铁煤炭株式会社的副社长。
而他的长子是关东军经济科的特务,名叫津川义敏,就是他搞了个什么提灯计划。
于是夏吉祥化名苏吉良,成为满铁煤炭公司的买办,又在津川家的引荐下,投托在通字辈大佬季云卿门下,成为他的记名弟子。
期间一众汉奸买办在津川义敏授意下,与江浙的长江帮、苏沪的市东帮等帮会大佬积极联络,同代表关东军的南满铁路会社合作,大肆贩卖烟土,收购棉纱、蚕丝,粮食等物。
抗战爆发以后,日本军方加大了烟土销量,长江帮与八股党在沪市增设了好几家烟土行,可前些日子一场爆炸突如其来,炸塌了闸北的烟土总行,参与年终轧账的买办都被活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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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让青帮子弟莫小刀趁夜带人救援,从废墟里只扒出夏和元一人,其他的烟土行买办都遭到日本人定点清除,统统死于非命。”
“哦~~我明白了,日本人上演了一把黑吃黑,这是杀人灭口啊,”毛桂源恍然说:“如此说来,当时经手提灯生意的,岂不只剩下夏和元一个?”
“正是这样,毛处长,”葛威补充道:“据说提灯生意获利丰厚,单是输送一趟烟土,就价值几百两黄金,他们在租界洋行的户头上,至少有几千两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