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第五次战役准备来说,最主要的是第二番作战部队向前线的开进、集结、展开和完成作战准备。
第二番作战部队由第19兵团、第3兵团和第9兵团组成。第19兵团和第3兵团分别在1951年2月中旬和3月中旬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
第9兵团原本就在朝鲜境内进行整编补充,并已派出1个军参与第四次战役的第二阶段作战,其余2个军则于4月中旬集结在三八线以北的平康、淮阳地区。
第五次战役的作战任务主要由第二番部队的三个兵团负责,这是中央军委根据朝鲜战场的实际情况所作出的安排。
原第13兵团的4个军(第38军、第39军、第40军、第42军)作为第一批入朝部队,以及紧随其后的第50军和第66军,已经连续进行了4次战役。
近半年的战斗中,部队一直未能得到休整和补充,减员情况十分严重,官兵们身心疲惫,实在难以再承担大规模作战任务。
要对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发动大规模攻势,就必须将大量的精锐力量投入战场。在第二轮作战部队中,第19兵团的3个军是最早进入朝鲜的。
在东北边防军刚刚组建时,中央军委就已将第19兵团确定为战略机动力量,部署在三线。根据计划,他们将在第9兵团(第二线兵团)之后跟进,必要时进入朝鲜参战。
第19兵团的前身是华北野战军第2兵团,亦即广为人知的“杨罗耿兵团”。
在解放战争后期,第19兵团改编归属西北野战军(即第一野战军)序列,受彭德怀指挥,参与了大西北的进军行动。新中国成立后,兵团指挥部迁至西安,所属部队分别驻防于陕西、宁夏等地。
1950年10月5日,奉命向山东兖州、泰安、滕县一带集结,完成换装、整编任务,并开展了适应入朝作战的战前训练。
1951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改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志愿军第19兵团19兵团下辖第63军、第64军、第65军,司令员是杨得志,政治委员是李志民,郑维山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陈先瑞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第19兵团是最早在入朝部队中更换苏式装备的单位。这次装备升级主要集中在步兵的轻型武器,涵盖了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以及高射机枪等。
除了兵团和各军直属队以外,9个步兵师的全部武器都更换为苏式枪械。具体包括步枪支、冲锋枪6588支,轻机枪1880挺、重机枪485挺,并配发了2个基数的弹药。
这些武器刚从苏联运抵,还密封在箱子里,外表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防护油。在这些武器中,最受欢迎的当属配有转盘弹匣的轻机枪和高射机枪,它们射程远、火力猛、杀伤力强。相比之下,苏式步枪显得笨重,操作不够灵活。
2月5日零时,第19兵团所属各部队从山东启程,乘火车向北方进发。
鸭绿江大桥上,满载兵员和装备的火车,一列又一列地向东疾驰,桥下冰封的江面已经开始解冻。
其中一趟军列,最前面的4节车厢,是19兵团的临时指挥部,车厢里载着包括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在内的兵团指挥机关全体人员。这4节车厢后面,加挂了10余节载满重型装备的平板货运车皮。
此时,第三次战役刚刚结束。30余万中朝军队夺回了汉城,攻占了仁川,将美军和李承晚军队赶过了“三八”线。
2月17日黎明时分,军列经过一夜疾驰,到达朝鲜平安北道,前面就是定州。为避免沿途军列遭到敌机空袭,先期入朝的志愿军铁道兵部队在定州南面的这段铁路边,专门开挖了两个隐蔽列车的山洞。
为防天亮后遭到敌机空袭,杨得志命令列车就地停下,把兵团指挥机关乘坐的4节车厢与后面载运装备的平板车皮断开,让火车头把这断开的军列,分别送进两个山洞里隐蔽,等天黑后再走。
隐蔽在山洞里的这一个白天,敌人的飞机先后对这一路段轰炸了3次。开火车的铁道兵战士告诉杨得志司令员,这样的情况对于铁道兵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这就是敌人所谓的“绞杀战”,目的就是要切断我军的铁路运输线。
熬到晚上,杨得志命令军列继续前进。隆隆声中,火车头从对面山洞驶出,从后面抵近19兵团指挥部乘坐的这4节车厢。
按以往操纵常规,火车头先要从后往前,将这4节车厢推向山洞另一边的出口,然后在扳道员的配合下,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扳道,将已经分成两截,藏于两个山洞的两段军列重新连接后,才能够正常行驶。
这时意外发生了。
“哐当”一声,火车头从后面顶住这4节车厢开始缓缓向前移动,向山洞的另一边出口慢慢驶去。
刚出山洞就是一个大下坡,4节车厢的速度突然就开始加快,巨大的惯性将车厢里,一些还没有坐下来的人,一个个全被甩朝后面,摔在车厢地板上,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搞懵了。
4节车厢顺着坡道疾速滑行,仍在不停地加速中,兵团作战科副科长余震急匆匆地跑到司令员杨得志面前说道:“糟糕,后面的火车头没有挂住我们的车厢!”
杨得志扭头透过车窗向后望去,果然,4节车厢后面,火车头还停在山洞洞口,距离他们却越来越远。刚才火车头“哐当”一声从后面顶住车厢,不知道什么原因,火车头连接车厢的挂钩却没有挂住车厢,但火车司机却没有发现这个情况。
火车头将这4节车厢推出山洞洞口,却又偏巧是下坡路段。于是,这4节车厢载着整个19兵团指挥机关,像匹脱缰的野马一样,扔下火车头,风驰电掣地往前奔去。
杨得志大喊:赶紧扳闸!
一群人呼啦一下子拥向各个车厢尽头,拼命扳动制动闸,但车厢仍然没有丝毫减速的意思,沿着下坡的铁轨奔得越来越快,只见车外模糊的山崖和树木从窗边飞速地往后划过。
这4节车厢里,可是第19兵团指挥机关的全体人员,一旦发生意外,其后果不堪设想。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副司令员郑维山三人都是一头冷汗。万一真的出了事,整个19兵团的指挥系统就全完了。
这样的后果绝对是灾难性的,将会对我军在整个朝鲜战场上的部署,产生重大影响。
过了七、八分钟,随着坡道放缓,列车稍微慢下来一些,大家猜测,前面应该就是定州车站了。但更糟糕的情况却突然出现了,虽然实施灯火管制,但大家仍然隐隐约约看到几百米外的正前方,同一条铁轨上竟然停着一列火车。
4节车厢以很快的速度逼近前面那辆停着的列车,警卫排的战士早已经围在几位首长周围,组成了一道人体盾牌,尽全力护卫首长安全。
千钧一发之际,突然一个影子从月台上窜下,飞奔向铁路,扳下了道岔。19兵团指挥机关全体人员乘坐的这4节车厢,在最后的一刻,驶上了另一条铁轨,呼啸着与停着的列车擦身而过。
进入平路,滑行的车厢在轨道上慢慢减速,终于在一公里外停了下来。
当杨得志司令员和几位首长走回车站月台时才发现,刚才跳下月台,发疯似地奔向铁路,迅速扳下道岔,救了全车人性命的,居然是一个十四五岁的朝鲜男孩。
男孩背上斜背着一支老掉牙的步枪,嘴里不停地向双手哈着热气,冻得通红的小脸上,一双大眼睛笑意盈盈地看着这群志愿军官兵们。
双方语言不通,杨得志司令员一把抱过小男孩,高高举起,在原地激动地转了几个圈。
男孩不知道的是,他今天救下来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的整个指挥机关,这里面包括日后的两位共和国上将和一位中将。
回到车厢,杨得志司令员长舒一口气说道:“如果不是这个朝鲜小男孩扳开道岔,我们整个兵团指挥部,等于让敌人不费一枪一弹就端了“老窝”!”
兵团进入朝鲜境内后,整个行军历时整整一个月,其中实际行军时间约为20天,每天前进35至40公里,夜间行军,天亮时休息,历经艰难险阻。
士兵每人负重达40公斤,除了携带个人武器装备,如枪支、弹药、手榴弹和背包外,还要额外背负一周的干粮和两枚迫击炮弹。
正值初春时节,寒意料峭,平地积雪厚达10至20厘米,低洼处积雪甚至齐腰深,一旦不慎陷入雪中,往往需要几人协力才能拔出。如此长距离的徒步行军,使得官兵体力消耗极为严重。
第3兵团紧随第19兵团之后进入朝鲜。
第3兵团是西南军区为参战朝鲜特别组建的全新兵团,与原第二野战军的第3兵团并无关系。中央军委任命原第4兵团司令员陈赓为新第3兵团的司令员兼政委。
陈赓于1月率先入朝,参加了中朝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并进行了战场考察。由于腿伤复发,他不得不返回东北进行治疗,因此第3兵团入朝时陈赓未能到岗,军事指挥由王近山负责。
王近山,二野中威名赫赫的将领,刘邓的得力爱将,因作战疯狂而被称为“王疯子”。他在战场上悍勇无畏,拼命厮杀。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司令冈村宁次对他恨之入骨。有一次,王近山率领一支小部队返回延安途中,主动寻找战斗机会,意外击溃了冈村宁次的华北日军“剿匪”观察团。
该团由180多名日军高级军官组成,全为中队长以上级别的将佐。王近山率军猛扑,将这批日本中高级军官悉数歼灭,光是相当于西方准将的大佐就斩杀了六名,还将一名少将旅团长劈成两半!
在解放战争时期,王近山展现了真正的英雄气概。他的指挥风格极为大胆勇猛,堪称不折不扣的战将。中央曾多次称赞他:“王近山敢于打没有命令的胜仗。”邓则认为王近山的“疯”,体现了革命英雄主义!
王近山身上满是战伤,身体受到了严重创伤,左臂上的伤疤深得难以测量脉搏,右大腿因骨折变短,与司令员陈赓并称“三兵团二瘸”,两人一个左腿短一个右腿短,一起走路时常引发哄堂大笑。
此外,他胸前有子弹穿透的伤痕,一前一后两个疤痕,头顶上有三处大疤,顶门软塌塌的,一按就会陷下去。
即便如此,他在听到枪声时仍会毫不犹豫地冲向前线: “他们有多少兵?连李承晚的伪军加在一起也敌不过咱们的一支军区,根本比不上我们一个淮海战役!我看把美国鬼子赶下海不成问题,朝鲜那么大的地方,在三八线上撒尿就能尿到釜山去!”
第3兵团比第19兵团晚一个月入朝,抵达朝鲜时正值初春,气候乍暖还寒,气温时高时低。白天阳光照耀,气温回升,积雪融化,路面泥泞不堪;而到了夜晚,气温骤降,地面薄冰凝结,踩下一步,冰水混着泥土没过脚踝,鞋袜裤脚瞬间湿透,寒意直刺入骨。
根据相关资料记载,第3兵团士兵的平均负重虽较第19兵团略轻,但仍超过30公斤。每日行军35至40公里,经过半个多月的长途跋涉,部队已感到极度疲惫。
与第19兵团和第3兵团从国内开进不同,另一个编入第二番作战部队的第9兵团是在朝鲜境内完成了作战准备。第9兵团下辖的3个军中,第26军于2月中旬率先进入议政府地区,按照志司的部署,接替前线部队,参与机动作战防御。
随后,第20军于3月28日,第27军于3月31日分别从咸兴和元山之间的区域南下,至4月15日,全部在平康、洗浦里及新高山、淮阳之间地区完成集结。
至此,作为生力军的第二番部队下辖的3个兵团、9个军,已全部抵达预定位置。
除此以外,志愿军第39军、第40军也被划入第五次战役的志愿军作战序列。再加上朝鲜人民军的3个军团,中朝军队在一线集中了60万参战大军。
志愿军决定在西线战场的汶山到春川的战场结合敌人战友部署纵深小的特点,采取战役穿插和战术穿插相结合、战役迂回和战术迂回相结合的特点,歼灭“联合国军”的7个师旅。
在朝鲜战场上作战时,志愿军面临的最大劣势是缺乏空军力量,前线部队无法获得任何空中支援,后方的运输线也无法得到基本的空中保护。
以美国空军为主导的“联合国军”空中力量在朝鲜境内毫无顾忌地进行疯狂轰炸,给志愿军的作战和后勤保障带来了持续的严重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