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第3兵团和第9兵团的两个军（第20军、第27军）刚抵达集结区域，尚未来得及整顿便接到命令，立即开赴进攻出发地。根据志愿军总部的命令，各参战部队必须在18日前进入攻击准备位置，并于20日前完成所有准备工作，计划于21日或22日黄昏发起战役反击。
战役发起时间的提前，直接导致了准备时间的缩短，许多方面因此准备不足，而这些不足在战役进程中必然会逐步显现。志愿军最终确定第五次战役的发起时间为1951年4月22日，正因此，第四次战役的结束时间也定在了4月21日。
1951年4月11日，麦克阿瑟被解除职务，其继任者为时任第八集团军司令的李奇微。而接替李奇微担任第八集团军司令的，则是后来因“范弗利特弹药量”广为人知的范弗利特。
一边是新官上任、气势汹汹的美军，另一边是增援了六个军，蓄势待发准备反击的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中规模最为庞大的第五次战役，正在酝酿之中。
第五次战役是中共中央确定“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这一指导方针后展开的首次行动。尽管新方针明确指出战争的未来有长期和短期两种可能性，但在主观指导上，当时仍然注重尽量避免战争拖延，力求缩短战斗时间。
基于这种认识，第五次战役被视为决定战争是持续长久还是迅速结束的关键战役。无论是志愿军首长的动员令，还是志愿军政治部的政治工作指示，都是从这一角度阐明了此次战役的意义。
志司为第五次战役设定的战略目标是，以西线进攻为主，三个兵团和十二个军（包括北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分成三路展开行动。中央突击由三兵团（王近山兵团）负责，左翼由九兵团（宋时轮兵团）展开，右翼由十九兵团（杨得志兵团）实施穿插迂回，力争在汉江以西全歼联合国军的五个师。
东线的北朝鲜人民军第3军团和第5军团作为支援力量，负责阻止韩军向北推进。
此时，志愿军在前线拥有3个兵团、11个军和33个师，此外还有3个炮兵师和1个高炮师，总兵力达54.8万人（不包括人民军）。与“联合国军”的地面作战兵力相比，志愿军的数量优势为2.02：1。尽管志愿军的兵力相比以往战役有了显着增加，但要一举消灭敌方8个建制师和旅，其中包括3个美军师，显然是一个过于严苛的目标。
然而，对于这一高指标，在战役发起前，从上到下都表示赞同，没有听到任何异议。这种情况表明，各级领导人对战场形势的判断、对敌我双方作战能力的评估以及对战争进程复杂性和艰难程度的认识，仍然存在较大不足。
虽然在新的战争指导方针确立后，战略层面上已经提出了纠正急于求成心理的要求，但在实际的战役筹划和准备中，这种心态依然没有得到真正的扭转。
美军针对志愿军的春季攻势准备，采取了主动应对策略，通过各种手段紧紧牵制志愿军前线部队，持续消耗其有生力量和物资储备，令其难以获得喘息和休整的机会，进而破坏其进攻部署。
志愿军在整个第五次战役的准备过程中，始终经历着多次攻防交替的对抗。
志愿军采取了以防御为基础的应对策略，通过压缩防线来换取集结反击力量所需的时间。而美军则通过频繁的进攻行动，旨在干扰志愿军的作战部署，同时密切关注志愿军反击的迹象，随时准备从进攻转为防御，甚至撤退。
自1月15日“猎狼犬行动”展开以来，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美军接连执行了“霹雳行动”“围歼行动”“屠夫行动”“撕裂者行动”“狂暴行动”“艰难行动”和“无畏行动”等。这些行动无一例外都带有攻击性、试探性，并且充满了相当大的冒险性。
试探的目的在于通过攻击来寻找并定位面前的志愿军和人民军部队，旨在了解他们的位置、兵力、部署和作战能力，尤其是确定下一步行动的方向和作战意图。
冒险的行为，便是在明知对方正大规模集结兵力，一旦准备完毕就会立即展开反击的情况下，依然不断主动进攻，并在西线、中线、东线三处同时保持咄咄逼人的推进态势。到三月底，“联合国军”已经全面推进到三八线附近。此时，中朝军队的兵力集结态势已愈发显着，更有一条令美国人深感不安的消息传来，苏联可能会出兵。
因此，李奇微将早在1月初制定的撤离朝鲜计划下发给驻朝美军各军军长，要求他们在必要时参照执行，并告知，只有在以下情况发生时，才会亲自下令立即撤退：
（1）苏联凭借其现有的军事实力进行了干预；（2）与此同时，中共军队与朝鲜人民军全力投入战斗；（3）敌方在采取这些行动时，巧妙选择了能够最大化利用天气条件的时机。
3月31日，麦克阿瑟向陆军部汇报称，进入4月之后，中国军队随时有可能发起一场大规模的攻势。他推测，目前在朝鲜战场上，中国军队的兵力约为27.4万人，此外，中国东北地区还驻扎着47.8万人的正规军。而北朝鲜方面可用于进攻的兵力，包括游击队在内，大约有19.8万人。
两天后，麦克阿瑟飞抵朝鲜，与李奇微商讨第8集团军的下一步作战计划。
李奇微表示，他计划在完成“狂暴行动”后，立即展开“无畏行动”，让第8集团军继续向西部中心地带北进20英里（约32公里），以摧毁中朝军队的主要兵力和补给集结地，并破坏其进攻部署。麦克阿瑟对此表示支持，赞同发起“猛烈攻击”。
李奇微的计划是，通过绕到敌人后方进行猛烈打击，来牵制敌军可能发动的攻势。同时，他还强调要加强对第8集团军的掌控，严防部队在没有计划的情况下贸然推进，以免陷入敌人的圈套。
与此同时，李奇微还提前做好了在必要时转入防御或后撤的准备。他在“无畏行动”展开前，制定了一个应急预案，以便在面对中朝军队反击时，能够迅速撤退至“堪萨斯线”。
为了避免撤退时出现混乱，李奇微明确规定，只有在接到他本人命令的情况下，各部队方可撤退；整个撤退行动必须按照预定的多道调整线有序进行，采取边打边退的方式，一边抵抗一边撤离，实行“旨在对敌人造成最大杀伤的机动性、积极防御”。
由此可见，在志愿军发动第五次战役之前，美军已经做出了充分的准备，不仅制定了以攻对攻的策略，还预先安排了防御和撤退的多种方案。
就在“无畏行动”命令下达的前一晚，李奇微突然收到了通知：
杜鲁门总统任命他前往东京，接替麦克阿瑟担任远东司令部总司令和“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职务；而他目前担任的第8集团军司令一职则将由范佛里特接替。
4月12日，李奇微飞往东京会见已被免职的麦克阿瑟。由于中国军队的大规模攻势即将来临，而新任第8集团军司令仍在赶赴任职的途中，李奇微没有立刻接管远东司令部的指挥权，而是在当天夜里返回朝鲜。
这次飞行充满了惊险，当事人在日后提及此事时依然心有余悸。那天夜里，为了送李奇微返回朝鲜，乘用了陆军部长佩斯的座机。然而，由于机组飞行员对朝鲜机场的情况并不熟悉，飞机在凌晨1点错降到一个仅供轻型飞机起降的简易机场。
降落过程中，飞机险些撞上机场一侧的山峰，随后颠簸着滑行到一条不适合该型号飞机降落的临时跑道，差点冲入机场边缘的稻田。最终，飞机的四个轮胎全部爆裂。李奇微形容这次着陆为“令人胆战心惊”，并称之为“机械上的奇迹”。
4月14日中午，范佛里特抵达朝鲜。
李奇微将第8集团军的指挥权移交给这位新任司令，随后当晚飞往东京。
范佛里特被称为美军的“战术专家”，他的地位是通过在作战部队中的不断拼搏逐步提升的。范佛里特之所以在美军中声名远扬，除了他在诺曼底登陆时率领部队首先攻占犹他滩头，并在一天内获得三枚“十字英勇勋章”外，还因为他在朝鲜战场上大量使用炮火，甚至为此获得了一个独属于他的专有名词——“范佛里特弹药量”。
充满攻击精神的范佛里特不愿坐等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决定展开“无畏行动”的第二阶段作战计划。他命令美军第1军和第9军向“怀俄明线”推进，同时指挥第10军以及韩军第1和第3军团占领杨口至松山岘一带的“亚拉巴马线”。此次攻势定于4月24日发起。
此刻的美军，与当初志愿军刚入朝作战时的反应相比，已经发生了显着变化。经过半年多的战场对抗，再加上广泛运用空中、地面、海上侦察力量以及特工手段，美军对志愿军的进攻特点和战术套路已变得相当熟悉。
在研究这段战史时，可以发现，总体战役情况来看，美军的分析判断并未像前几次战役那样出现重大失误。相反，志愿军在敌情判断上出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在美军可能进行侧后登陆和即将从国内大规模增兵朝鲜这两方面，基本上都是误判。
近期，李奇微围绕着制造美军即将在中朝军队侧翼和后方登陆的假象，展开了一系列的欺骗与佯动策略。除了此前提到的内容外，李奇微在2月制定“撕裂者行动”计划时，还在西海岸策划并指挥了一次两栖登陆的佯动战术行动。此外，他还试图趁此期间通过美军的部队调动，进行一场更大规模的战略欺骗。
2月25日，参联会通知麦克阿瑟，将于4月间把已转入现役的国民警卫队第40、第45师开往日本，归远东司令部指挥，同时明令这2个师只能部署在日本，“不得使用他们在朝鲜与敌军作战”。
李奇微得知这一消息后，为了加大侧后登陆佯动的欺骗力度，建议麦克阿瑟对这2个师的出发作公开报道，并且暗示这2个师可能在朝鲜半岛执行两栖登陆任务。
此外，李奇微还利用中方误以为美军第82空降师已经到达日本的情况，建议通过媒体抛出一则将对第82空降师分3批补充兵员6000人的假消息，进一步制造即将在朝鲜实施空降作战的假象。
遗憾的是，对于这些情况，中国方面并没有能够窥测到内幕，反而通过种种表象得出了美国将由国内向朝鲜大举增兵，并即将在中朝军队侧后实施“第二次仁川登陆”的判断。这个判断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志愿军指挥员的思维，对第五次战役的准备和实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后果是负面的。
孙子兵法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可以说，到第五次战役时，在“知彼”这一点上，志愿军的对手已经不再输于自己了。
1951年4月21日，美军再次全面越过三八线，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连续一个月顽强阻击他们的志愿军，此时却突然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仅没有大规模反击，甚至只剩下零星的连级以下的遭遇战。对此，范弗利特下令所有部队暂缓向北推进。
他们通过侦查和情报工作得知，这半个月以来，志愿军在前线增补了大量军级单位，并正筹划发起新的战役。可是，对于他们而言，这一切已经为时过晚，因为我方的11个军，早已在距离他们大约20公里的前方集结待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