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4月22日-6月10日，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历时50天。
在第四次战役中，当志愿军向北撤退时，指挥部反其道而行，向南推进。志司的将领们冒着深入敌占区的危险，为第五次战役的筹备做准备。在整个3月期间，志司始终在思考何时发起第五次战役，重点关注的是第二批部队进驻和作战准备的进展。
志司反复强调，在第二批3个兵团9个军全部集结到位之前，志愿军的兵力相比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没有优势，尚不具备大规模出击的条件。如果此时“联合国军”继续向北大举推进，志愿军只能采取机动防御，逐步抵抗，延缓敌方行动，以空间换取时间。
对于汉城、洪川、春川等要地皆可暂时放弃，允许“联合国军”推进至三八线南北区域，待第二批部队的生力军到达后，再转入反攻。基于这一考虑，第五次战役的发起时间不断被调整，先是从4月中旬推迟到4月下旬，接着又从4月下旬推迟到5月上旬。
然而，进入4月后，战场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这促使志司对战役的发起时间重新进行思考，并最终决定提前发动战役。这个变化是基于对美军可能在志愿军侧后进行登陆作战的估计和判断。
3月27日，志司在致第3、第9、第19兵团的电报中，对当时敌情作出了如下判断：“自一月二十五日起，敌军发动进攻，伤亡已不低于五万。虽然得到了部分补充，但由于长期作战，疲劳问题非常严重。基于以上情况，敌军当前的意图可能是控制三八线，及其以北不远的地区（大约十至二十公里范围内），巩固三八线，等待增援和休整补充，随后将英军、土耳其军、法军、希腊军等部队调渡临津江，继而向北推进。这种可能性较大。”
很显然，直至此时，志司的关注点依旧集中在三八线的正面战线，对侧后登陆的威胁，尚未作为一个显着的问题提上日程。
仅仅过了一周，志司在指示各军迅速向预定地区集结的电报中，关于敌情判断的部分突然增加了新的内容：敌军继续越线的判断，重点是进攻铁原、平康、金化、金城和兔山地区，同时可能派一部分兵力在元山、通川登陆（陆战二师、空降十一师驻扎在日本），意图切断我军东西联系并威胁我方退出三十九度线以南地区。
美军可能在元山、通川登陆的这一预判，很快成为志愿军总部决定提前发动第五次战役的主要依据。
4月9日，志司致电柴军武，请他转告金日成，进一步加深了之前的判断。
当时正面战场上共有美军7个师、韩军7个师，另外还有英军和土耳其军队3个旅（其中英军2个旅、土耳其1个旅），再加上美军的1个空降团以及其他小国的部队，总兵力大约24万人左右。
志愿军总部预测，从4月至6月间，美军可能会增援不少于12万人的后备力量。同时，志司特别留意到美国国防部长马歇尔发布的消息，即将武装力量扩充至350万人，并调派2个国民警卫队师前往日本。
此外，还有其他消息也引起了志司的警觉。
比如，有传闻称，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已有3万人在1月前被运至济州岛，韩军至少有2个师约3万人（也有说法称有4个师）正在日本接受训练。此外，美军在日本还部署了1个陆战师和1个空降师，并计划在1月和2月内在本土征召4万名新兵，3月再征召8万名，预计在4月底或5月初派遣至朝鲜前线。
虽然事后来看，以上消息中有许多并不准确，有些是误传，甚至完全是虚假信息，但当时美国确实正在采取措施加强其在朝鲜的兵力部署，这无疑会对志愿军的后续作战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志司表示：“由于敌人拥有这些预备兵力，必须考虑下一次战役的时间，同时还要警惕敌军可能在我后方登陆。” 还说：“最理想的作战时机是现在，因为敌军已经十分疲惫，后备兵力尚未增援到位，但事实上，当前条件无法实现这一点。”
为什么无法实现呢？主要原因是第二番部队尚未完成集结，无法把握当前较为有利的时机（敌军刚刚抵达三八线南北，尚未站稳脚跟，后方援军也尚未到达）。尽管如此，志司依然强调应尽早开战，并提出“十五日之内，最多不超过二十日开战较为理想，若再拖延就不利了”。
根据中央提出的\"准备战争要有长期打算，但尽量争取短期内取胜\"，以及志愿军后续部队集结完毕后\"再展开强有力的新战役\"的指示，志司与人民军协商后，决定在\"联合国军\"登陆之前发起第五次战役。
志司认为，如果不及早发起反攻，等到敌军增援力量到达，并在志愿军、人民军的侧后实施登陆，即便第二番部队全部到达，志愿军和人民军的力量有所增强，仍难以在两线作战中掌握主动权。为了迫使美军放弃登陆计划，避免陷入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必须在美军增援到来之前，以及其侧后登陆之前率先展开战役反击。“抢”字正成为此次第五次战役准备的核心基调。
杨得志的第19兵团和陈赓的第3兵团是第二次入朝作战的主要力量。
志司计划利用这两个新兵团以及东线刚刚休整完毕的宋时轮第9兵团，作为主力发起第五次战役。西线那支在四个战役中坚持作战的6个军将不再参与此次战役。在战争开始之前，志司在给中央的电报中写道：此次战役至关重要，是一场大规模的厮杀。
即使付出五六万人的代价，也必须解决掉敌军的几个师。志愿军司令部在战前动员大会上明确了作战目标：击溃韩军第一师、英军第29旅、美国第三师、土耳其旅以及韩军第六师等五个师（旅），从而彻底扭转战争的军事实力对比，形成战场优势，将美国军队从半岛上逼退。
为了实现歼灭美军整师的目标，志愿军不断向前线增派作战兵力，将刚刚开始更换苏联装备的第3兵团（包括第12军、第15军、第60军）和第19兵团（包括第63军、第64军、第65军）纳入第五次战役的参战序列。
同时，参与过长津湖战役的第9兵团（包括第20军、第26军、第27军）也被划入第五次战役的作战部队。此外，志愿军的第39军和第40军也被编入第五次战役的作战序列。加上朝军的三个军团，中朝军队在一线共集结了60万参战大军。
志愿军决定在西线战场的汶山至春川一带，针对敌军部署纵深较浅的特点，采取战役与战术穿插相结合、战役与战术迂回并用的策略。由第9兵团和第19兵团对敌军实施迂回包围，第3兵团正面进攻，目标是歼灭“联合国军”的7个师旅。
在部署上，志愿军集中了3个兵团共11个军和人民军1个军团，主要突击方向为西线，从汶山里至春川之间发动进攻；同时，派出一部分兵力从金化至加平间开辟战役缺口，将“联合国军”东西两翼割裂，防止其相互支援。
东线则由人民军2个军团牵制美军第2、第7师，阻止其向西增援。志愿军3个军部署在肃川、元山和平壤一带，人民军2个军团驻防淮阳和沙里院，分别承担反登陆和反空降任务。
“先发制人”发起第五次战役的计划，几乎遭到了所有将领的反对。他们一致认为，应该让“联合国军”深入到金化、铁原一带，再进行反击。这样，志愿军不仅能够以逸待劳，关门打狗，而且还能更有效地将敌军分割包围，成建制地加以歼灭。
在作战会议上，洪学智率先发言：“我建议让敌人进入金化、铁原地区后再进行攻击。如果我们在铁原、金化以南发起进攻，敌人一旦撤退，就无法实现成建制歼灭的目标。我们可以让敌人深入一些，然后在中间拦截，这样更容易解决问题。同时，刚入朝的部队也能以逸待劳，获得更多的准备时间。”
不仅洪学智表示反对，第一副司令邓华、参谋长解方、政治部主任杜平也纷纷发言，皆认为洪学智的作战方式更为优越。而前线的韩先楚副司令员对此也持相同看法。
“这仗你们到底还打不打？”
整个场面瞬间陷入了沉寂。
解方思索片刻后说道：“我再仔细想了想，确实有其道理，考虑得也十分周全。”解方这番话并非随风转舵，而是有着自己的深思熟虑。当时，已经有情报显示美军计划在中国军队的后方进行大规模登陆行动。
如果情报属实，几十万大军正在准备正面作战，转向应对将极为困难。大将军的战略意图是抢在美军登陆之前发起进攻，彻底粉碎他们的登陆企图，决不允许美军在我方侧后开辟新的战场。
洪学智开口道：“该打还是要打的。我们作为参谋，职责就是提出建议，供您参考。”
邓华也说道：“我们是这样认为的，是否采纳由您决定。您一旦做出决定，我们一定坚决执行。”
面对统帅的坚定态度，负责参谋工作的将领们在激烈争论后，只能表示由统帅决定最终作战计划，各大兵团誓言坚决执行。
几年后，他承认：“洪学智的意见是对的。”
当时参会的宋时轮、洪学智、解方、邓华、韩先楚等人皆为久经沙场的名将，而在涉及整场战役中成千上万战士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上，他们之所以选择妥协，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如果选择将敌人引入而不是主动向南出击，那么一旦美军进行侧翼和后方的登陆，形成前后夹击，志愿军几十万大军即使想调头也会非常困难，更遑论对敌军进行有效的围堵打击。
第二个原因是军中普遍弥漫着轻敌的情绪。
抗美援朝战争进入第二年时，中央军委摒弃了以往每打一仗便休整一次的传统策略，转而采取轮番作战、轮番休整的新战术。新鲜部队源源不断地补充入朝，大量苏式武器相继换装，后勤辎重保障的人员数量也迅速增加。
这一切使得朝鲜战场上的官兵们产生了一种错觉：前四次战役在弹药短缺、粮食不足的情况下都能取得辉煌战果，如今第五次战役的保障条件远比以往充足，击溃美军似乎已是板上钉钉的事。
全军上下弥漫着轻敌的心态和急于作战的氛围，对美军的变化却一无所知。当时我军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美国人的防御如同鸡蛋壳，外表虽硬，但戳破之后便是空的。”因此，我军深信只要能突破美军的正面防线，胜利便唾手可得。
轻敌情绪泛滥、急切渴望作战，而对敌情一无所知，第五次作战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开了序幕。
1951年4月初，“联合国军”再度越过“三八线”，并计划在中朝人民军队的侧后方实施登陆作战，配合正面攻击，试图将战线推向平壤和元山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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