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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琅深知准备工作的重要性，因此在筹备过程中，他不仅关注战船的修理和改进，还特别注重士兵的训练。他亲自指导士兵们进行战术演练，提高他们的战斗技能和团队协作能力。此外，他还精心挑选工匠和技术人员，确保武器和舰船的质量，力求在未来的战斗中发挥最大的效能。
在这一时期，施琅还积极搜集情报，了解郑氏集团的动态和防御部署。他利用自己在台湾的人脉网络，获取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为即将到来的战役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
六、领军攻台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施琅率领清军水师从铜山（今福建东山岛）出发，开始了收复台湾的征程。在策划进攻路线时，施琅充分考虑了当时的风向、潮汐以及敌方的防御情况。他决定乘着六月的西南季风，率领船队穿越台湾海峡，首先攻占位于澎湖主岛以南、郑军防守较为薄弱的八罩岛。这样做不仅可以获得一个安全的锚泊地和进攻出发地，还可以占据上风上流的优势位置，以便更好地向澎湖发起攻击。
六月十六日，施琅指挥的清军舰队首次向澎湖郑军发动进攻，但初战并未取得预期成果。面对这一情况，施琅迅速调整策略，对下一步的作战行动进行了周密的筹划和部署。他将清军分为四个部分：
主攻部队：由施琅亲自率领，拥有56艘大型战船，负责正面进攻郑军的主要阵地娘妈宫。
东线攻击部队：由总兵陈蟒等人率领，共有50艘战船，从澎湖港口东侧突入鸡笼屿，作为奇兵配合主攻部队夹击娘妈宫。
西线攻击部队：由总兵董义等人统领，同样拥有50艘战船，从港口西侧进入牛心湾，进行佯动登陆，以牵制郑军的西翼。
预备队：其余80艘战船作为预备队，跟随主攻部队随时待命。
六月十八日，施琅派出战船攻取澎湖港外的虎井、桶盘二岛，扫清了外围障碍。经过充分的休整和准备，六月二十二日早上七时，清军向澎湖郑军发起了总攻。经过九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清军取得了全面胜利，共击毙和伤及郑军官兵约1.2万人，俘虏了5000余人，摧毁和缴获郑军战船190余艘。郑军主将刘国轩则乘坐小船从北面的吼门逃往台湾。
此次战役中，清军阵亡329人，受伤1800余人。这场胜利不仅标志着施琅多年以来的愿望得以实现，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随着澎湖海战的胜利，台湾的防御力量大大削弱，郑克塽被迫发令，率领其臣下向清朝投降。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台湾正式纳入清朝版图。
七、招抚郑氏
在澎湖海战取得胜利后，施琅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加紧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对占据台湾的郑氏集团进行招抚。在施琅大军的威压之下，郑克塽意识到抵抗已无意义，他对刘国轩说道：“人心风鹤，守则有变；士卒疮痍，战则难料。还是应当请降，以免今后追悔莫及。”在刘国轩的劝说下，郑克塽最终决定向清朝投降。
八月十三日，施琅率领的清军舰队抵达台湾。刘国轩和其他文武官员前往迎接施琅。施琅抵达台湾后，表现出了极高的政治智慧和人文关怀。他主动前往郑成功庙宇进行祭拜，对郑成功及其子孙为台湾做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施琅在祭文中提到，郑氏父子收复台湾是对国家和人民尽忠的表现，他本人对郑成功并无怨恨之情。祭拜过程中，施琅情绪激动，热泪盈眶，这一举动深深打动了郑氏官兵和台湾民众的心。
施琅的这些举动显示了他宽广的胸襟和对大局的把握，与古代的伍子胥形成了鲜明对比。伍子胥曾因个人恩怨而复仇，而施琅则能够超越个人恩怨，以国家利益为重，赢得了台湾民众的尊敬和称赞。
与此同时，关于台湾的地位和未来管理方式，在清廷内部存在着不同的声音。有些官员认为台湾地理位置偏远，维护成本高昂，不如放弃。但施琅坚持认为台湾的战略位置至关重要，不容忽视。他上书力主在台湾设立行政机构，派遣军队驻守，以确保台湾的安全和稳定。
在这一过程中，施琅得到了清朝东阁大学士黄锡衮的支持。黄锡衮不仅是兵部的分管大臣，而且还是施琅的亲戚。施琅的观点和建议最终打动了康熙帝和其他朝中大臣。经过讨论，清廷决定在台湾设置府县，派遣军队驻守，从而确保台湾成为清朝版图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八、晚年
在收复台湾之后，施琅担任台湾的管理者，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稳定台湾的局势。然而，这些措施中的一些在后世看来颇具争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规定赴台湾的人不许携带家眷，这一政策旨在防止人口大规模迁移至台湾，但同时也带来了负面后果。施琅认为惠州、潮州地区的人口容易与海外势力勾结，因此他禁止这些地区与台湾的往来，特别是禁止广东客家籍人渡台，理由是这些地区出的“海盗”较多，且当地人可能与郑氏集团有联系。此外，对于其他地区人民渡台，施琅也实行严格的限制，规定渡台人员不得携带家眷，这意味着不允许百姓在台湾长期定居。这一政策导致台湾妇女短缺，影响了台湾的人口结构和社会发展。
除了这些严格的移民政策外，施琅还在台湾实行了土地政策。他大量占有台湾的土地，这些土地被称为“施侯租田园”，几乎占据了南台湾已开垦土地的一半。这些土地产生的租金被称为“施侯大租”，由清朝在台衙门代为收取，并将收入上交至北京转交给施琅及其后代。不仅如此，施琅还对澎湖的渔民征收额外的费用，称为“规礼”，这些费用直接进入他的私人财库。
施琅的这些行为在当时虽然可能被认为是合理的管理手段，但在后世看来，它们无疑给台湾带来了负面影响。特别是禁止携带家眷的规定，不仅阻碍了台湾的人口增长，也对当地社会结构造成了长期的影响。
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施琅逝世。清朝给予他很高的荣誉，赐予他“襄庄”的谥号，并追赠他为太子少傅。施琅去世后，与他的妻子王氏、黄氏合葬在一起。
结语
施琅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从早期的反清到最终成为清朝的重要将领，再到台湾的成功收复，他的经历反映了明末清初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和个人命运的波折。施琅的故事不仅是个人英雄主义的体现，更是中华民族追求统一和和平发展的历史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