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经历
张之洞的早年经历充满了勤奋与机遇的交织。他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九月出生于贵州贵阳六洞桥旁的官舍内，是张锳的第四个儿子。由于出生地位于孔明洞侧，故而取名“之洞”，乳名“官保”。幼年的张之洞便展现出了过人的智慧与勤奋，五岁时便开始在家塾接受启蒙教育。张之洞自幼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他的老师包括了多位知名学者，其中丁诵先与韩超对其影响尤为深远。丁诵先是道光十八年的进士，而韩超则官至贵州巡抚，他们的言传身教无疑为张之洞的成长提供了坚实的学术与道德支撑。
在13岁之前，张之洞就已经完成了对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的系统学习，并且涉猎了广泛的史学、文字学、文学乃至经济学知识。此外，他还自学了诸如《孙子兵法》和《六韬》等兵学着作，这为他日后在政务和学术领域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少年时期，张之洞就有夜读静思的习惯，经常在夜晚挑灯苦读，直至深夜，这种刻苦的精神为他积累了丰富的学识，并且培养了处理政务时严谨的工作态度。
道光三十年（1850年），尚未满十四岁的张之洞返回祖籍南皮参加县试，并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秀才，进入了县学。此后不久，他又以顺天府乡试第一名的成绩中举，取得了参加会试的资格。然而，从1850年到1863年的这段时间里，张之洞并没有立即实现他的科举理想。这十年间，他因各种原因暂时搁置了科举之路。一方面，他协助父亲处理军务，应对贵州苗民起义；另一方面，他也经历了结婚生子、父亲去世守丧等家庭事务，这些都让他无法专心备考。尤其是在23岁时，由于族兄张之万担任同考官，为了避免利益冲突，张之洞主动回避了当年的会试。
直到同治二年（1863年），张之洞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科举高光时刻。这一年，他参加了会试和殿试，并成功夺得了进士头衔，位列一甲第三名，即探花，随后被授予七品衔编修，正式踏入仕途。随后几年，张之洞的官职逐渐提升，他担任过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乡试副考官等职位。特别是在担任湖北学政期间，张之洞大力整顿学风，创立了经心书院，积极提拔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赢得了广泛赞誉。而在四川学政任上，他与四川总督吴棠合作，在成都建立了尊经书院，邀请知名学者任教，并亲自制定了教学大纲，编写了《輶轩语》和《书目答问》等书籍，旨在指导学子们如何读书治学，修身齐家。
二、清流首领
张之洞在晚清时期不仅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也是着名的“清流派”首领。清流派是一个以反对腐败、倡导改革为己任的政治群体，他们主张强化中央权力，打击地方割据势力，同时也关注外交关系中的国家尊严。在中俄交涉事件中，张之洞因其坚定立场和积极建言而声名鹊起，成为清流派的实际领导者。
光绪二年（1876年），张之洞担任文渊阁校理，开始了他在清政府中枢机构的职业生涯。随着职位的不断晋升，他于光绪五年（1879年）补任国子监司业，并随后转任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再升至司经局洗马。就在同一年，清廷派遣左都御史完颜崇厚前往俄国就伊犁问题进行谈判。然而，崇厚在谈判过程中表现不佳，最终签署了《里瓦几亚条约》，该条约虽然名义上归还了伊犁，但实际上使伊犁地区处于俄国的包围之中，严重损害了中国的领土完整。
条约的消息传回国内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张之洞随即上奏《熟权俄约利害折》和《详筹边计折》，分析了条约的十条不可接受之处，并呼吁必须修改条约，同时加强军事准备，暂缓签订，并要求追究崇厚的责任。这次上书引起了皇室的高度关注，张之洞因此获得了慈安、慈禧太后的接见，并被特许随时前往总理衙门提供咨询。他与张佩伦、陈宝琛等人共同起草了多份奏折，提出了包括筹措军费、加强边防等一系列具体建议。
张之洞的政治声望也因此达到了新的高度，并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赏识。他与其他三位官员——宝廷、张佩伦、黄体芳被称为“翰林四谏”，而张之洞则是清流派的实际领袖。他们拥护军机大臣李鸿藻为精神领袖，共同推动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央权威、打击腐败的改革措施。
在光绪七年（1881年）至光绪十年（1884年）担任山西巡抚期间，张之洞面对的是一个吏治腐败、民生凋敝、鸦片泛滥的山西。他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整顿局势。首先，他勤于考核下属官员，清除那些贪污渎职的人员，同时表彰那些廉洁奉公的好官。其次，他严禁鸦片买卖，并推广禁烟运动，试图根除这一社会毒瘤。此外，他还编练军队，清查仓库，确保财政透明，并改进了山西铁矿产品的运输方式，降低了成本，提升了经济效益。
三、抗击法军
张之洞在中法战争期间的表现，充分展现了他作为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的形象。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法国在越南扩张势力，并威胁到了中国的南部边境。张之洞作为当时清廷的重要官员，一直主张强硬对抗法国的侵略行为。
光绪十年（1884年），随着法国在越南的行动愈发猖獗，张之洞上疏朝廷，力主加强边疆防御，并建议紧急部署滇、桂两地的军事力量，同时加强京津地区的防御。同年四月，清廷召见张之洞，并命他接替张树声，署理两广总督，并在七月初正式授任。张之洞抵达广州后，立即着手加强沿海地区的防御工作，并督促各地督抚加强警戒。
同年六月，法国侵略军占领了中国台湾的基隆港口，张之洞意识到台湾的战略重要性，迅速上奏请求朝廷派遣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协同作战。他认为只有通过加强对越南的战略控制，才能有效地支援台湾的防御。清廷接受了张之洞的意见，并授予刘永福提督记名的职位。刘永福带领黑旗军在战斗中表现出色，多次击败法军。然而，由于广西和云南两地的部分军队在战斗中表现不佳，导致黑旗军孤立无援，最终在某些战役中失利。
随着战况的发展，光绪十一年（1885年）正月，法军攻占了中越边境的重要关口镇南关（今友谊关）。面对这一紧急情况，张之洞果断请求调遣前广西提督冯子材以及总兵王孝祺等部队增援。70岁高龄的冯子材率领部队英勇奋战，最终在镇南关大败法军，这场胜利不仅极大地提振了士气，也直接导致了法国茹费理内阁的垮台。
然而，正当士气高涨之际，清廷却决定寻求和平解决，命令前线部队停止进攻并撤退。这一决定让前线将士感到极度失望和愤怒。张之洞多次电奏请求延长撤军期限，但未获批准，并受到了来自李鸿章的批评。
四、兴办洋务
张之洞在晚清时期积极推动洋务运动，尤其是在湖北地区，他的努力不仅促进了当地工业的发展，也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光绪十三年（1887年），张之洞在广州创办了广雅书局和广雅书院，聘请了梁鼎芬和朱一新等学者主持教育事务。梁鼎芬因弹劾李鸿章而获罪，朱一新则因弹劾太监李莲英而被降职，张之洞顶住压力继续支持他们，体现了他对人才的重视。
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上奏建议修建芦汉铁路，这条铁路自芦沟桥至汉口，旨在连通南北，促进物资流通、军事调动和经济发展。清廷批准了这一计划，并任命张之洞为湖广总督，负责南段铁路的建设。在这一过程中，张之洞在湖北创办了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武备学堂、农务学堂（华中农业大学前身），并在两江总督任内创建了三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前身）。
同年冬季，张之洞抵达湖北，首要任务便是筹建汉阳铁厂。起初，他在采购设备时遇到了不少困难，例如在购买炼钢厂设备时，由于缺乏对原材料质量的了解，导致设备与原料不匹配，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经过一系列试验和调整，最终通过改造设备，成功生产出了优质钢材。
汉阳铁厂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建成，包括炼钢厂、炼铁厂、铸铁厂等十个工厂，共有两千名工人，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这个项目不仅标志着中国钢铁工业的起步，也为后续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除了钢铁工业，张之洞还创办了湖北织布局。光绪十八年（1892年），该织布局在武昌投入运营，拥有三万枚纱锭和一千台织机，雇用了两千名工人。织布局的盈利被用来补贴其他亏损的企业，如铁厂和枪炮厂。尽管如此，织布局依然表现出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基于棉纱市场的广阔前景，张之洞决定扩建纱厂，但南厂未能建成，部分机器最终被用于南通的大生纱厂。
在教育方面，张之洞同样不遗余力。他创办和整顿了两湖书院、经心书院等，并设立了农务学堂、工艺学堂、武备自强学堂、商务学堂等。在南京，他还设立了储才学堂、铁路学堂、陆军学堂、水师学堂等。为了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他在课程设置上进行了改革，增加了新的学科。此外，张之洞还派遣学生赴日本留学，注重军事训练，在两江总督任内组建了一支采用西式训练方法的江南自强军。
五、甲午战事
甲午战争期间，张之洞作为湖广总督，同时也是临时署理两江总督，积极参与了战时的各项决策与援助活动。光绪二十年（1894年）8月1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张之洞立即行动起来，奏请朝廷派遣骑兵前往天津待命，并考虑借助外国力量。他认为日本的力量正在不断增强，必须加强天津和盛京的防御。10月26日，张之洞致信李鸿章，提出了“购兵船、借洋款、结强援”的三项策略建议。随着战事的进一步恶化，到了10月底，日军强渡鸭绿江后，张之洞再次提出“购快船、购军火、借洋款、结强援、明赏罚”五项紧急措施，以应对日益严峻的辽东局势。
同年11月2日，张之洞被调任为两江总督。11月7日，他再次致信李鸿章，强调无论最终是战是和，都必须拥有足够的海军力量。然而，尽管他多次呼吁救援，当11月下旬日军围困旅顺时，张之洞发出的救援请求并未得到有效的响应。
进入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随着日军进攻山东半岛，张之洞急忙向山东巡抚李秉衡发送急电，建议动员地方官员招募民工，加快挖掘壕沟，并在关键道路上埋设地雷，以抵御日军的推进。他还表示愿意调配武器弹药支援山东的守卫。在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自杀殉国后，张之洞提议将驻扎在台湾的刘永福调往山东，参与抗击日军，保卫烟台。
当得知清廷有割让台湾给日本的意向时，张之洞于2月28日紧急致电朝廷，强烈反对割台，并提出了两条保台的“权宜救急之法”：一是向英国巨额借款，并以台湾作为担保，英国可能会派遣军舰保护台湾；二是允许英国在未来一二十年内在台湾开矿，以换取英国的保护。然而，这些方案并未被采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