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在于石介不但直接公开支持范仲淹的改革，还公然写文章羞辱夏竦。
夏竦睚眦必报。
石介出生于山东泰安的石姓大族，父亲石丙，官至太常博士，七八品的小官员。年轻时，石介专门求学于范仲淹，受老范的思想影响很深。
石介这个人，事后看来，正直而又书生气，性格耿直又无所顾忌。
当他在听说范仲淹被朝廷重用时，非常高兴，作《庆历圣德颂》庆祝，仿着韩愈的《元和圣德颂》来歌颂宋仁宗。其实写文章给领导拍马屁本来没什么，但石介却在文中不点名暗喻夏竦为奸臣。
这下彻底惹怒了夏竦，从此两人势不两立。
夏竦知道石介与富弼经常通信，私下让女奴模仿石介笔迹，撰废立草诏，将伊、周改成伊、霍，意图让赵祯明白范仲淹、富弼等人准备仿伊尹、霍光废了赵祯而立新君。
这可是灭族的大罪。
范仲淹、富弼听说了瑟瑟发抖。
虽然赵祯不相信，但也没表态。
范仲淹知道其实赵祯有点动摇了。因为如果真的信任老范，知道这肯定是假的，必定要弄清事情的真相，追究造假之人的责任。
赵祯犹豫，说明他对改革也没多大把握，对老范的信任也是有所保留，他不是李世民。
老范也做不了魏征，他知道朝中利益集团势力太强大了，不是他所能改变的。
夏竦，宰相级别朝廷元老；王拱臣，监察部门负责人；贾昌朝，老早就做过参知政事；宋庠、宋祁兄弟，则是赵祯极度信任的亲信……
这些人都反对变革，老范知道不是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凭着一腔热血就能扭转乾坤革弊鼎新的，再这么弄下去，身死族灭恐怕不久了，自请外派或是最好的结果（毕沅《续资治通鉴》：“先是石介奏记于弼，责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欲因是倾弼等，乃使女奴阴习介书，久之，习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草，飞语上闻。帝虽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惧，不敢自安于朝，皆请出按西北边，未许；适有边奏，仲淹固请行，乃使宣抚陕西、河东”）。
1045年，庆历五年，从1月28日开始，范仲淹、富弼、杜衍等改革派逐步被外派出京，远离中央核心决策圈，一年多的改革宣布失败。
这时离北宋灭亡还有82年。
多年后，后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还是替范仲淹等人感到惋惜。
虽然老范等人在当时不断被权贵攻击说是搞小圈子，形成朋党。不断被讽刺说天天嘴上讲道德、讲情怀、爱装B，负面消息从来不断。
7年后，老范去世，赵祯亲送“褒贤之碑”，谥号“文正”，人称“范文正公”。历史始终给予老范很高的评价，将其列入贤臣之列。
毛泽东讲，判断一个人或者一个事物的性质，要看其主要方面。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来评价历史人物的好坏，最主要的方面就是看其是否谋私利。
李林甫、杨国忠、蔡京、李邦彦、秦侩、严嵩等人在当时的皇帝看来个个都是忠臣，嘴上天天喊着一心为国，但其表面上做得一切都是为了个人和家族利益的最大化，其结果是祸害了当时的政治生态加速了王朝的灭亡。而他们个人的钱包却是鼓鼓的，其家族也必然藏着巨额财富。
范仲淹、魏征、房玄龄等人在当时可能并不讨领导喜欢，也不善于揣摩领导心思，但他们没有私心，举荐的人才也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不是个人私利。他们埋头苦干不善言辞，却让这个国家受益让百姓获利，他们死后一般家徒四壁，他们没有让权力变成谋取个人和家族私利的工具。他们没有自己的利益圈子，所以在当时某个时段的风评不一定非常好，但历史会记住他们，给他们应有的评价。
庆历新政虽然失败了，但更大的一个变革正在酝酿中，因为朝廷没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