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在1071年，熙宁四年。富弼到了亳州以后，对青苗法采取了抵制措施，专门下发州府文件，不准下辖诸县执行青苗放贷政策。
这个事情被提举淮南路常平司的同管勾官赵济发现了。提举常平司是王安石为推行新法而在路一级专设的主管机构，青苗法推行之后，王安石选派了许多年轻官员分赴各路督察变法推进情况，正官为提举，副官为管勾。赵济的父亲赵宗道，与韩琦都是工部侍郎崔立的女婿，算来韩琦是赵济的姨父。
北宋官员分为选人、京官、朝官三等，选人最低，基本上都是低级别的地方官员，级别在八、九品，赵济虽属中央派出机构人员，但性质还是属于选人级别的官员。一般从选人到京官，要经历10年左右的磨勘，“选人之改京官，常须十年之久”。因此，北宋大部分地方官员终其一生，也突破不了选人的界限，就像我们现在基层大部分公务员究其一生也突破不了科级干部的身份一样，这是官吏体系制度上的设计。
考核通过以后，还有更重要的一关需要去突破——必须有五名中央京官进行举荐，最后才有可能选为京官。
没有背景，没有贵人，大部分官员都在选人的位置上干到退休，无法实现阶层的跨越。
当然，如果有重大贡献或者皇帝的直接提拔，就可以实现越级。
赵济看到了跨越阶层的机会，向朝廷揭发此事。
邓绾在边上拱火，要求成立专案组专门调查此事（《宋史》：“提举官赵济劾弼格诏旨，侍御史邓绾又乞付有司鞫治”）。
赵顼诏令江淮发运司派遣官吏，设置推勘院（相当于特别法庭），调查亳州属县官吏阻止自愿请贷青苗钱人户的情况，启动了对此案的审讯程序（毕沅《续资治通鉴》：“诏：‘送亳州推勘院，其富弼止令案后收坐以闻’”）。
经过四个多月的调查审理，最终的处理结果是：富弼落使相，以左仆射判汝州（现河南汝州）；亳州通判唐諲，签判萧傅、徐公衮，支使石夷庚等十八个基层低级官吏冲替。冲替，即是罢免，必须马上离任，相当于开除公职。
有人倒霉，就有人得势。赵济搭上了仕途的顺风车，先是被赵顼赐绯章服，即红色官服与银鱼袋，本来按其品级只能穿绿色官服，这是皇帝的特别赏赐。没过多久，他又被拔擢为太子中允（正五品）、权发遣同提点刑狱，连升三级，晋升京官。
赵济非常得意，在给他人写墓志铭时，特意在落款处将自己的官职全部加上“前权发遣淮南路提点诸州军刑狱公事兼本路劝农事提举河渠及常平仓管句农田水利差后专切提举本路监事将仕郎守太子中允赐绯鱼袋借紫”（《林倩墓志》），共60个字，可见其当时心情特别好。
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前往金陵拜见小王。此时的小王已经63岁，宰相早已不做了，在金陵过着隐居生活。
苏轼则一直被贬，仕途也是暗淡无光。本来要贬去汝州（现河南临汝）任职，结果由于路途颠簸、旅途劳顿，最小的儿子不幸夭折了。工作不顺利，亲人又去世，苏轼情绪非常低落，他上奏朝廷，希望在附近的常州居住。赵顼同意了。8月，苏轼得空，前往附近的金陵看望小王。
这一年，苏轼也是47岁了，临近知天命之年。
人，上了年纪，对过往的恩怨就不会过于计较，而且小王和苏轼虽然在不同的跑道，但其实都是同一类人，希望国家强盛、百姓安居乐业。因此，英雄惜英雄，难免会产生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情感。
王安石安排车马，将苏轼一家接到自己家中歇宿。二人同游山水，一连畅谈了好几天。
在谈到当前的形势时，苏轼不解地问小王：“一个王朝衰亡的标志有两个：一个是发动战争，另一个是发动诏狱，现在的北宋对西夏发动了战争，在东南发起了诏狱。你是前宰相，现在当政的许多实权人物都是你一手推荐提拔上去的，你怎么也不发表下意见，劝劝他们？”
小王苦笑道：“这都是吕惠卿的主意，我也是没有办法的。”
苏轼有点生气：“官家对你这么信任，当有的人有的事对朝廷和官家不利时，你怎么可以因为考虑自身的安危而忘了大义呢？”
苏轼的意思是作为读书人，应该奋发有为主动作为。
但他不知道的是，小王已经厌倦了政治的尔虞我诈，加上儿子的英年早逝，早已没有了早年慷慨激昂的斗争精神。
小王沉思到：“是的，就我们读书人而言，如果要做一件不仁义的事，要枉杀一个人，就算让我做皇帝我也是不愿意的。”
苏轼也知道小王的心思了，笑着说：“可是现在的官吏们为了能早日提拔，就算只减少半年磨勘，让他们去杀人也是愿意的。”
小王听了笑而不语（《宋史》：“道过金陵，见王安石，曰：‘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启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轼曰：‘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待上者，岂可以常礼乎？’安石厉声曰：‘安石须说。’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弗为，乃可。’轼戏曰：‘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安石笑而不言”）。
两人都明白，现在的官场常态就是这样，他们都无法改变和左右的。大部分官吏嘴上说着国家公义朝廷利益，其实私底下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只知道削尖脑袋谋升官，为了这个目的甚至可以不择手段，谁妨碍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就抱团攻击。之前的欧阳修为此就吃了不少亏。
欧阳修性格比较直率，做事情坚持原则，有些官员私下请托的事项，欧阳修也捅到赵顼那里去，搞得大家都下不来台。而且见到不公的事情就要发表意见，就算纪检部门的面子也不给，因此得罪了不少同僚（《宋史》：“修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及执政，士大夫有所干请，辄面谕可否，虽台谏官论事，亦必以是非诘之，以是怨诽益众”）。
大家都准备打击报复，但欧阳修既不贪污受贿，也没有工作纰漏。打击点还真是不好找。
恰巧，欧阳修老婆的弟弟薛良儒因为举荐他人被牵连，赵顼看在欧阳修的面上准备放薛良儒一马，但欧阳修觉得这样不行，不能徇私，要求按照规定来处理。
结果薛良儒就怀恨在心，编造了欧阳修与儿媳吴氏私通的虚假信息。
御史中丞彭思永知道了，马上暗中指示御史蒋之奇上奏章弹劾（《宋史》：“修妇弟薛宗孺有憾于修，造帷薄不根之谤摧辱之，展转达于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修”）。
虽然最后查实无据，但作风问题本来就很难讲得清楚，欧阳修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自证清白，搞得十分狼狈。
欧阳修深知自己的性格不适宜在朝廷干事，毕竟有利益的地方就有江湖，就有权斗。只能以年纪大了为由，申请退居二线（毕沅《续资治通鉴》：“修以风节自持，既连被污蔑，年六十，即乞谢事”）。
这就是当时的北宋政坛生态。小王、欧阳修经历得多，看得透，早早就退了。苏轼年纪还轻，总认为自己才华高，应该有一番大作为，直到陷入了乌台案，才彻底转变了他的人生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