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4年，苏轼调任密州（现山东诸城）任一把手，从杭州通判到密州知州，好歹4年时间升了一级。
这一年，苏轼39岁。
苏轼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灭蝗虫。
古时候农业是根本，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苏轼到密州的时间节点不好，刚好碰到密州大旱，并且遇到了蝗害，蝗虫“累累相望者二百余里”。
因此，苏轼首要的任务就是如何消灭蝗虫，提高粮食产量。
苏轼将政府官吏组成了若干个工作组，分赴不同区域开展基层调研，特别是听取老百姓灭蝗虫的经验办法。
经过多轮会商研判，苏轼决定采用火烧、深埋的办法来杜绝密州的蝗害。
办法是好，但这种政策肯定也会误伤到老百姓的利益。怎么办？如何调动老百姓的积极性？
苏轼跟朝廷作了汇报，得到了上级支持，将政府的贮备粮食先借过来，奖励给因灭蝗受到损失的农户，使得灭蝗工作顺利推进。
苏轼的到任的第一关顺利通过。
苏轼遇到的第二个难关是如何应对新法的措施和考核。苏轼是反对变法的，特别是青苗法、免役法，苏轼觉得是损害老百姓的。
但上级是有年度考核要求的，特别是当年司农寺还搞了个手实法。
这个手实法是吕惠卿想出来的，也很恶心变态。就是政府定一个中间价，老百姓根据自己田地和财产情况按照五个等级自己申报财产，以此作为政府征税的依据（《宋史》：“时免役出钱或未均，参知政事吕惠卿及其弟曲阳县尉和卿皆请行手实法。其法：官为定立田产中价，使民各以田亩多少高下，随价自占，仍并屋宅分有无蕃息立等，凡居钱五当蕃息之钱一”）。
有人说，那不是挺好？大家都按照最低等级填报，这样税收就可以少征了？
先别高兴得太早，这个政策之所以说恶心，在于它还有后招。
就是规定老百姓可以检举揭发，如果查实被检举人瞒报、漏报，那么将没收被举报人的所有财产，并将其没收财产的三分之一奖励给举报人（《宋史》：“非用器、田穀而輒隐落者许告，有实，以三分之一充赏”）。
政府，本来是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的象征，现在却利用伎俩手段来让老百姓互相揭发，进而激化了群众矛盾，也影响了政府的形象。
苏轼认为这个政策是恶政，但如果不执行，督察的提举官就会上纲上线，将拒不执行朝廷政策、藐视朝廷的帽子套在苏轼头上。
苏轼很头疼。
但北宋第一天才的名头也不是白给的，苏轼找到了漏洞。
在北宋，违反了“令诏、诰、宣敕、圣旨之类”，“皆得违制之坐”。
手实法是司农寺的部门政策，并没有通过朝廷诏书的形式下发。如果不执行的话，那就不算拒不执行朝廷政策，也不存在违制之坐。
如果按照违制来处罚苏轼，那么就是适用法律错误，这个也是要追究问责的。
苏轼这么一忽悠，前来督察的提举官慌了，连连对苏轼讲：“那你这边缓缓再说”。没过多久，手实法也就被取消了（《宋史》：“司农行手实法，不时施行者以违制论。轼谓提举官曰：‘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从？今出于司农，是擅造律也。’提举官惊曰：‘公姑徐之。’未几，朝廷知法害民，罢之”）。
也亏苏轼学识渊博，侥幸过了一关。
为了老百姓得罪了权贵，苏轼明面上是赢了，但其实凶险得很。
富弼，三朝元老，宰相级人物，以武宁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毫州。
虽然在地方执政，但享受着宰相的待遇，这在北宋是十分常见的礼遇。
一般而言，上上下下对这样的老领导都会十分客气关照。
邓绾不客气，弹劾。
弹劾事由：富弼倚老卖老，在管辖区域内拒不执行朝廷变法政策，违制，要求朝廷追责（毕沅《续资治通鉴》：“绾言：‘判亳州富弼，责蒙城官吏散常平钱谷，妄追县吏，重笞之；又遣人持小札下诸县，令未得依提举司牒施行；本州佥判、管句官徐公衮，以书谕诸县，使勿奉行诏令。乞尽理根治’”）。
那么事实真相又是如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