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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摊丁入亩”政策，便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诞生的一项重大税制变革。
彼时，大清征收人头税陷入了重重困境。
在传统的人头税征收模式下，为了确定纳税人口数量，官府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去清查户口。
然而，人口的流动、隐匿以及统计过程中的种种漏洞，使得清查工作困难重重，即便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所增加的税银却十分有限。
雍正皇帝洞察到了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毅然决定推行“摊丁入亩”政策。
他果断下令：“莫要再费心查那点户口，亦无须计较此消彼长，补阙之事。索性将那人头税之定额，径直摊入田赋之中，与田亩税一并征收。”
这一举措，本质上是将税种进行合并，把人头税和田赋合二为一。
从朝廷的角度来看，这一政策带来了诸多显著的好处。
首先，繁琐的户口清查工作得以大幅减少，与之相关的行政事务也随之简化，朝廷的行政开支自然也就相应缩减，行政成本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其次，将人头税摊入田赋后，税收征收更加集中和高效，朝廷能够更加稳定地获取财政收入，甚至实现了财政收入的大幅增长。
在康熙末年，国库之中的白银总计不过八百万两，而到了雍正末年，国库白银竟激增至六千余万两，这一惊人的增长幅度，无疑彰显了“摊丁入亩”政策在增加财政收入方面的显著成效。
然而，这一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却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百姓的境遇也因此变得极为艰难。
以雍正九年湖北钟翔县的事件为例，当地十三乡的百姓群聚于城东的武当宫，共同商议抵制“摊丁入亩”之策。
这一抵制行动并非偶然，而是百姓在沉重税负压迫下的无奈抗争。
原来，在“摊丁入亩”之前，钟翔县百姓每年缴纳的人头税不过两千四百余两。
而此政策实施后，税额竟凭空多出三千五百余两，骤增至五千九百余两。
百姓的负担陡然加重了一倍有余，这对于以农耕为生、收入微薄的普通百姓来说，无疑是难以承受之重。
知县王世经在得知百姓抵制后，不仅没有深入了解百姓的诉求，反而派兵前往抓捕，致使百姓在慌乱之中，落水溺亡者多达百余人，一场本可通过沟通解决的矛盾，最终演变成了一场人间惨剧。
湖北钟翔县的情况并非个例，直隶、山东、江西、山西等地在推行“摊丁入亩”政策时，也都遭遇了类似的困境。
民变四起，社会动荡不安。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朝廷在摊丁过程中存在严重的不均问题。
神州大地幅员辽阔，各省的土地肥沃程度、人口数量以及年岁收成各不相同。
然而，朝廷在推行政策时，却采取了简单粗暴的“一刀切”方式，没有充分考虑到各地的实际差异，导致一些地区的百姓税负过重。
另一方面，地方官员为了追求政绩、谋求升官，不惜加重摊派。
在他们眼中，多收一分税，就多了一分晋升的筹码。
云南一省，每年超标征收白银一万两千余两，“永不加赋”的承诺，在官员的贪婪和私欲面前，化为了泡影。
地方官员还借机将各种苛捐杂税一股脑儿地摊入田亩之中，临时性收费也堂而皇之地变为了固定赋税。
原本百姓尚可承受的临时性征派，如今却成为了常年的沉重负担，田亩税之重，令百姓苦不堪言，纷纷弃地而逃。
据《清朝通典》记载，雍正六年，川陕总督曾上书朝廷，提及湖广、广东、广西等地百姓大量逃亡，涌入四川。
他们逃离的，不是天灾，而是那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沉重税负。
到了乾隆年间，这种百姓抛田弃地、逃亡他乡的现象依旧没有得到改善。
《清会典事例》记载，乾隆五年、八年、十二年，百姓大面积避税出逃，朝廷虽屡禁不止，却也束手无策。
由此可见，“摊丁入亩”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降低了行政成本，但却严重损害了百姓的利益，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
这一政策的初衷并非为了百姓的福祉，而是为了满足朝廷收税和降低行政成本的需求。
满清皇帝因此发了大财，百姓却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不得不举家逃亡。
这些问题都是孙权目前无法避免的，更别提土地都在地方大族手里的问题。
这不是孙权想要的，孙氏本来就根基不稳，行此策，只会让情况更糟糕。
是以，‘摊丁入亩’也并不适合作为江东的税制。
想到此处，孙权神秘一笑，说道：“诸位，我昨夜做了一个神奇的梦！”
徐庶心中一动，笑道：“主公莫不是梦到了新的税制？”
“哈哈，元直莫不是有读心之术，不然如何会知我心中之事！”
鲁肃了然，主公的神奇之处又来了，遂笑言道：“主公莫不是得到了何指引，不妨和我等详细说说！”
庞统眼中精光一闪，鲁子敬此言，透露的信息不少啊！何为指引？看其熟悉的神色，莫不是还有其他事情？
孙权喝了口酒暖暖，才道：“昨晚，我做了一个神奇的梦，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在那个世界，如我们一样，但，汉亡了，汉之后又经历了隋、唐、宋、元、明、清等诸朝代！”
众人闻言，神色各不相同，鲁肃、周泰、吕范等老臣大惊失色。
徐庶等有所耳闻孙权神奇之人，则若有所思。
其余人则付之一笑，只觉有趣。
孙权没管众人的神色，继续说道：“历代的税收制度，都是老大难的问题，所有朝代都在演变，都在学习前朝的教训。”
“从征税对象的变迁来说。”
“秦汉时期，税收主要以人头税和土地税为主。”
“秦朝，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除了按照土地面积征收田租外，还设有论户取赋的人头税。”
“在那个战火初息、民生凋敝的时代，沉重的赋税如同枷锁，紧紧束缚着百姓的生活。”
“秦始皇为了满足庞大的帝国建设需求，大规模征调民力，修建长城、阿房宫、秦始皇陵等巨型工程，这些工程的耗费都转嫁到了百姓身上，使得百姓苦不堪言。”
“秦朝的速亡，与这种过重的赋税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汉朝初期，鉴于秦朝因暴政和重税而灭亡的教训，统治者实行休养生息政策。”
“在这一时期，田赋税率较低，曾出现过“十五税一”，甚至“三十税一”的情况。”
“这使得农民的负担得到了极大的缓解，农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逐渐繁荣起来，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景象。”
“然而，到了后期，随着战争的爆发和国家财政需求的增加，汉朝也开始征收按人头计算的算赋、口赋等，百姓的负担又逐渐加重。”
孙权说到这，基本都是大家熟悉的内容，在座或多或少都知道一些。
但接下来，说的内容就让人值得深思了。
“隋唐时期，税收制度经历了显著的变化。在前期，以均田制下的丁口为主要征税对象。”
“唐朝的租庸调制便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农民每丁每年需向国家交纳粟二石，这被称为“租”；还要交纳绢、棉或布、麻等，此为“调”；此外，农民还要服徭役，若不服役，则可纳绢或布代役。”
“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保证了农民有一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均田制逐渐遭到破坏。”
“唐中期以后，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变化，朝廷改为按资产和田亩纳税，实行两税法。”
“两税法的实施，标志着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松弛，农民不再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有了更多的自由去从事其他生产活动。”
说到这，大家都随着孙权的讲述进入了沉思，仿佛在见证一段历史。
“宋元时期，宋朝的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税收既按田亩征收，也有针对商业的税收。”
“商业的繁荣使得宋朝的经济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商税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也日益增大。”
“商税分为住税和过税，住税针对开设店铺出售货物的商人所征收的落地税，税率规定为3%；过税是对行商所征收的通过税，税率为2%。”
“元朝的税收则因地域和民族差异而有所不同。北方在金国灭亡以前基本就纳入蒙古统治者的统治范围，南方要在多年年以后才开始普及。”
“在税收方面，存在着明显的民族不平等，蒙古人税负最轻，色目人其次，汉人最重。”
“其征税对象包括地税、人头税和徭役，这种不公平的税收制度，加剧了民族之间的矛盾和社会的不稳定。”
本来太史慈等武将还别太在意，赋税什么的，跟他们的关系也不大，此刻却是杀机四溢，什么叫‘蒙古人’这一听就不是汉人好吧？
周泰皱眉问道：“主公是说，多年以后，中原将为北方外族所统治？”
孙权摆了摆手：“今天我们只论税制，况且这也就是一个梦，诸位不必在意这些细节！”
众武将未再多言，但如太史慈等和异族交过手之人，已经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灭了那什么蒙古族！
孙权继续道：“明清时期，明朝的税收制度较为复杂，除了田赋外，还有各种商税、杂税等。”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朝的商业税种类不断增加，税收项目日益繁杂。”
“清朝则基本沿袭明朝制度，在土地方面，实行摊丁入亩，将丁银全部摊入田赋之中，废除了人头税。”
“这一举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税收制度，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引发了诸多问题，如前文所述，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众文臣智者，只觉匪夷所思，梦境可以如此写实的吗？
这简直就是推演了税制的发展演变啊！
孙权没给他们时间思考，继续介绍道：“先秦时期，夏、商、周三代主要以贡赋的形式向诸侯、臣民征收。”
“这种贡赋包括粮食、丝织品、牲畜等实物，是当时农业社会经济形态的反映。”
“在那个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商品交换尚不发达，实物贡赋是国家获取财富的主要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