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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富中原特色的软玉材料和琢玉工艺，使夏代玉器的器形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新石器时代玉器的许多造型都还是模仿当时某些动物、植物、人物等现成实物而成形的，如红山文化玉龙、崧泽文化鱼鸟形玉璜等。到了夏代，玉器的创造则基本上走出了对自然物象的直观模仿，更多的是依据人们生活的审美风尚而进行其造型及细部处理的。夏代玉器在造型上趋于程式化，器形大而薄，以几何直方形为主，流行在玉器边缘装齿扉或安柄，并镶嵌异物，形成了自己的审美特征。
据后代史书记载，夏王朝是在战争基础上形成的，这也可以从出土的夏代玉器的器形得到验证。夏代玉器造型表现为:少祥和平静的模仿性装饰玉器，而多抽象的直方形兵器。玉钺为长方形或近圆形，玉圭为平首形，玉刀为长条梯形，尤其是多孔玉刀较以前更薄，更为长大、平滑。这些造型肖似兵器，至少与当时的“尚兵”习俗联系紧密，社会化的审美创造体现了其满足自身功能需要的理性化和观念化。夏代玉器的形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一方面体现了人们对自然的直觉体验能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对社会的抽象想象能力。除此之外，夏代玉器形制还有出齿，即在玉器两侧雕出繁复的齿扉，如玉璋滋乳而成的牙璋，其扉棱显得华美异常。程式化的造型使得玉器在既有质料美的基础上充分流露了夏代先民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感，体现了先民的理性创造精神和感性生活情趣。
夏代玉器的审美发展主要体现在纹饰上。由于玉材的创新以及几何直方形的平面化造型，尤其是青铜轮工具的引进和勾彻、浮雕、圆雕等工艺的运用，使夏代玉器的刻饰纹饰向多样化、复杂化方向发展成为可能，其独特的审美价值也获得了新的突破。夏代玉器大多局部饰以平行或交叉的阴刻细线，并以此构成简略而精炼的纹饰构图。夏代玉器纹饰主要有直线纹、斜格纹、云雷纹和兽面纹，仅有少量的.动物纹和植物纹。其中云雷纹见于玉圭，兽面纹见于兽面纹柄形饰、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而直线纹、斜格纹见于玉刀、玉戈、玉圭等，这些简约的刻纹装饰，实际上是夏代先民承载和表达其观念和信仰的痕迹，不同的纹样和构图，代表了不同的文化审美心理。
细劲的直线纹、斜格纹是夏代玉器中最常见的装饰纹样，以平行的阴刻细线为其典型特征。斜格纹是由直线纹成组交叉刻成菱形状，整体上使图案更加紧密，强化了渲染的效果。如多孔玉刀两端，以及玉牙璋的内与援相接处就有成组的阴刻直线，线形细劲有力，深而直，使得玉器形象的美观化和礼仪性均得到了强化。
云雷纹在各种纹饰中尤为突出，用柔和的回旋线条组成的是云纹，有方折角的回旋线条是雷纹，二者配合，形成一种磅礴的气势和神秘的审美效果。该纹饰多饰于玉器两端的穿孔之间，两边再饰以阴线刻纹将其框住。如二里头遗址三区二号墓出土的玉圭，其二圆穿间有以细阴线刻划的菱形四方连续式云雷纹，琢刻精致，立体感强。夏代的玉圭一般用于社祭，礼云神。因土地需山川之气而致时雨，云行雷响方能有雨，故可是云雷纹以象征之。尽管要借助于“神物”，但其控制自然，驾驭天地的朴素人本意识和人的主体精神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显现。再如七孔玉刀，其近两端处也常琢竖直阴线纹与菱形云雷纹，风云雷电听其号令。
兽面纹为橄榄形眼眶，圆眼珠，宽鼻翼，阔口，这在龙山文化石锛上可找到源头，而且与新寨陶器盖上的饕餮纹饰极为相似，更是夏代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头部的简化或抽象表现。兽面纹以象征手法夸大其头部，强调五官，尤其擅长抓住其眼部特征局部放大，作“臣”字形眼，钻圆圈眼瞳。该纹饰“主要突出它们的头、目、齿等主要器官的特征，省略不重要的细部或对其只作象征性的表现，重要细部圆润婉转的阳线”，其中装饰趣味与象征趣味相得益彰，使礼的威严和审美的情感融为一体，后来更多地见诸商周时期的青铜容器。同时，这一脉相承的兽面纹饰的演变也彰显了夏代先民的宗教信仰和对龙崇拜的社会风尚。龙纹图案起源于远古的族徽，最早出现的是红山文化玉龙，而到了夏代，龙形兽面纹饰的手法和主题，经过长期的酝酿，已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并且为帝王专用。
总之，夏代玉器的纹饰呈现为两种主要形式：一种主要以线条为主，采用线面结合的方法，构成整个玉器的平面纹饰图案，如细劲的直线纹、斜格纹，回旋的云雷纹；另一种就是浅浮雕式的立体纹饰图案，如立体感极强的兽面纹。纹饰上的线刻和浅浮雕更进一步突出了以上各种纹样的装饰功能和文化意蕴，对商周的玉雕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玉器材质，主要有白玉、青玉(含河南独山玉)、绿松石等、玉器工艺一般较规整，表面光滑。阴线纹的刻法上，按照一些现代琢玉技师的看法、当时已经使用防轮式工具、根据线纹形式的不同需要、用四轮(后世称为“勾防“)在玉器表面刻划出条条细阴线，此法通称为“勾“法。如在阴缆沟槽的一个立面、再用陀轮将它向外稍加拓展、形成较充的斜坡面，叫做“彻法“、二者台之即“一彻法“、勾彻法工艺的实施，使两手平行阴线线形产生了差异，而具有层次感与活跃感。它较之新石器时代玉器的阴线纹，有了很大的形式美的进步，并为后世出千年玉器明线效的工艺技法奠定了基础。二里头文化玉器的纹饰主要有直线纹、斜格纹、云雷纹和兽面纹。兽面纹：臣字眼、圆眼珠、宽鼻翼、阔口。上述三式饰牌中，以第三式的兽面纹为代表。它的重要价值在于其造型成为商周时代玉器、青铜器用面纹(含接替纹)形象的基本依据。如安阳殷墟妇好基玉器的背面纹;商代早期铜器(二里岗类型)的铜鼎、铜用所饰背面纹(它们分别出土于河南郑州铭功路与湖北黄波盘龙城)，则更具典型性。
三、夏代玉器特征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主要是以白玉、青玉和绿松石制作的，以河南南阳的独山玉为材料制作的也有一些。相比起来，绿松石的用量多一些。除了青灰的色泽，还有夹杂灰黄、灰白和黄色等等的绿色，但这种颜色少了一些。绿色的更多，在颜色上也体现出浓淡深浅的不同。这一时期的玉器有着很大的形制，属于一种片状器，显得薄，比如圭、斧、刀、以及戈和璋等等。采用的纹饰基本上是些对称平衡的网状纹和直线纹，还有一些云雷纹，以及兽面纹。大多数的纹饰是雕在器物两端的，但是在玉器的主体上雕得很少。兽面纹在雕琢工艺上显得很细致，主要明显的特征体现在以下三种形态上，其一眉毛和角都是对钩形的，眼睛呈橄榄形，有较直较长的鼻梁。其二则是有12块鳞状纹镶嵌于额头之上。眼睛显得大而圆。嘴巴张开，有四颗牙齿出露，眉毛有点弯。还有一种是最典型的，有向内卷曲的上唇，以及小而圆的眼睛。再加上明显的带有“T”形的角。这种兽面纹与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的兽面纹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阴刻细线、平行线是夏代纹饰的典型表现形式。一些纹饰如兽面纹等，它的中线则是方柱体的边线，各有半个对称的兽面雕于中线的两侧，组成一个和谐的兽面纹。从造型来看，夏代玉器在良渚文化玉器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拓展。这一时期的兽面纹上，有双钩“臣”字形的眼，最先在夏代存在。从夏代开始，玉器的制作采用砣轮等工具进行纹饰双阴线的琢磨，体现着刚直有力的风格。在阴线下面的转角，则显得硬朗，即使有所重叠，也很有力。一些玉具和兵器，也是二里头文化中最常见的。这一时期的形制特色最明显地体现于玉牙璋和刀上，玉刀形状薄，且星梯形，明显地接受了南方的玉器形制。而钱则对龙山文化玉器风格又有所发扬。由此，二里头文化玉器多元性和包容性得到了彰显。夏代玉器的阴线雕琢工艺变得更为成熟。用砣轮加工条细阴线的方法又称为“勾”法。这种砣轮又叫做“勾砣”。还有一种，则先在阴线的沟槽开设一个立面，然后将砣轮“撒”开一个斜坡面。勾撒两法互相作用，从而使平行的阴线出现不同的变化，使纹饰的表现力更加丰富起来。这种方法也影响了后世的阴线纹的制作。在制作工艺上，夏代玉器存在着明显的特征。比如一些玉戈、牙璋以及柄形饰等，在形制和花纹的表现形式上比以前的玉器有了更加明显的创新和变化，常有扉状棱牙出现在一些器物上，另外，也体现出较为精湛的碾雕工艺技术。有波槽下凹出现在戈援的表面上，有着均匀光滑的凹面。这种形制要求有很严格的工艺技术标准，在夏代玉器中可以见到一些方形玉饰，由粗细不同的各节构成，赋予器物结构上的变化，有和谐对称的纹饰，线条流利顺畅，自然有致。由此可见，制作精美的二里头文化玉器，在造型和工艺上，发展了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的制作技术以及风格特色，又开拓了商代玉器的先河。夏代的礼仪玉器中，兵器形玉器占了重要地位。这种突出“玉兵“的现象，值得探讨。“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用侵代。“这是氏族社会求联社会战乱的实景、炎黄之战、黄帝量尤之战。共玉顶颌之战等，都是这时期的重大战事。战争的结果、是强大部族兼并弱小部族、社会向部族间融合统一(国家形成)方向迈进、到二一时，他“合诸侯于琮山，执玉帛者万国。“这标志曾经过激烈的武力争战后，夏玉统治地位的确立与巩固。二里头所出玉戈、玉钱和玉刀，都是作为“兵社“形式出现的，它们象征三辆君玉的军权及其在战事中的胜利与凯旋。玉戈，应是龙山文化玉戈的延续。其授部无中脊，还保持前者的造型特点、有的玉戈长达43厘米;器形之大，实属空前、它是典型的礼仪仪位用器。玉钻，是良治文化、龙山文化玉铀的延续，但其造型变得繁复，即由原来的直刃成弧刃，变成四连刃。从力学原理看，短形四连刃的砍杀力、会相对增强，因为自力的面积大小与四强成反比。玉刀，是生产工具石刀的延续，有的刃定最长者达65.2厘米，且无使用痕迹、只能是仪仗器。三类大型“兵杖“玉器雄辩地证明，夏玉脚经过血雨腥凤的长期的自才得以建国和巩固政权。们所反映的是战争与征瞩特殊文化形态，是促使天强化的主要们神力量。玉圭造型均呈平首式，兵器形玉器占了重要地位当是龙山文化玉圭的则二里头遗址三、八区所者，出土时“表面沾着大朱砂“。二里头窑址所地刻有阴线四方连续式变柏章纹。“十种坑“是新石田代至两周时期墓中中的司和一俗，它表明墓主人直要身份和地位。这两件玉圭，应是五曰奴隶主创的遗物、玉圭的用途可能有二:其一。是其本人某些权力的象征物;其二，可能是奴隶主贵族做“夏社'(玉朝之社祭，见《记·封神书》)，即祭土地神时所用。因为圭宇从重上以法地，故古时用圭田地神。当然，只祀地神还不够，土地需由山川之气(《说文》云字训释)而致时雨，'云行雨施“方能有年刻饰云(雷)纹的玉生似同时兼用于礼云神。
1、器类丰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如大而薄的器形、流行在器物上装饰齿扉和细劲的直线刻纹、注重对称、高超的镶嵌工艺等；
2、兵器形的礼仪玉器占了重要地位。
3、 尚未形成固定的玉礼器组合，而是以一个相对固定的玉礼器群来共同表现当时的丧葬礼仪和等级制度。吸收糅合了史前众多考古学文化的诸多因素，包括王湾三期文化、海岱地区史前文化、陶寺文化、石家河文化等。它是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历史总结，它的成果为商代玉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虽然我们所见的夏代玉器很少(可能最具代表性的玉器尚未发现)，但其一些造型(如刀、圭、戈、钺、桐形饰)与纹饰(如兽面纹)，均成为商玉制作的根据。据此，夏代玉器在历史交替时期的承上启下的价值是显见的。夏代玉器虽然发现不多，但却上承周边地区石器时代玉器的造型、风格，下启商代玉器之先声，实质上是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的玉器向商代玉器的过渡阶段，其重要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四、艺术与审美风格
关于夏代玉器的整体艺术风格问题，杨伯达先生曾谈到：“从其前后玉器工艺美术的发展情况来看，夏代玉器的风格，应是红山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玉器向殷商玉器的过渡形态，这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器可以窥其一斑”。对此说法我表示赞同。一方面，夏代玉器的艺术风格承袭了新石器时代的审美风尚。就造型而言，玉圭的方形结构和钻孔的审美处理是龙山文化玉圭的延续，玉牙璋则是龙山文化铲形器的进一步完善化和复杂化，玉琮的方圆构形更是受到了良渚文化的深远影响。就纹饰而言，浅浮雕式的兽面纹，其橄榄形眼眶与石家河文化玉器相似，其宽鼻翼和阔嘴巴又直接脱胎于龙山文化石锛；另一方面，夏代玉器在继承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基础上形成的抽象直方的独特造型和神秘威严的兽面纹饰，又均系商周玉器制作的根据，对后代玉器的创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夏代玉器的过渡性风格十分突出。但我们若仅仅把夏代玉器的艺术与审美风格定性为一种过渡性，无疑是忽略了其特有的审美文化特征。至少，夏代玉器还体现了以下极具鲜明时代性的艺术与审美风格。
一是匀称规整性。对称、均衡、规范、平整，是玉器造型艺术具有审美价值的重要因素。夏代玉器的这些形式美感不仅体现在整体的结构造型设计上，而且也显现于局部的细微纹饰图案雕饰中。夏代玉器在整体构形时，为补充直方形在美观上的相对不足，常在两端装以繁复的齿扉以及饰以细线纹饰，它们均成对出现，且左右对称。最典型的是玉七孔刀，就造型而言，玉刀扁长呈梯形，上部背端相对厚而窄，下部刃端相对薄而宽，而且近刀背处镂有平行、等距的圆孔七个，使得上背下刃重量均匀得体。同时刀的左右两端又装有齿扉六对，显得极其对称；就纹饰而言，玉刀近两端处表面琢了竖直阴线纹与菱形纹，其下有两条平行阴线与刃相隔。整个玉刀在造型和纹饰的搭配上将夏代先民的审美形式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二里头遗址五号坑出土的创新形玉钺，呈圆弧背，两侧逐渐外侈呈宽刃，每侧有扉牙两组，每组为三齿，呈对称状，刃呈莲弧形，分四段，左右均衡对称。另外，更多的玉戈、玉圭，以及装饰类玉器，其造型和纹饰也常显示出对称规整的韵律美和整体和谐的审美风格。
二是多样统一性。夏代处于中国国家形成的初始阶段。首先夏代诸方国的玉器受各地区文化生活的影响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风格。如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夏代玉器多为装饰类的臂环、玉管等，而少礼仪器，呈现出祥和的氏族审美风味；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的夏代玉器则多璧、牙璋、钺和多孔刀等，形制和风格倾向于庄重和威严，使灵物与政权统治、等级礼仪紧密相连，巫术性与人文性相交织。同时，受特定时代和地区间相互交流的影响，夏代玉器又形成了统一的艺术审美风格。如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玉器在吸收陶寺遗址文化玉器祥和优美风格和石峁遗址玉器庄重威严风格的基础上，又融入了自身的王权等级色彩，形成了既庄严肃穆又装饰美观的大一统风格。与此相应地，中原二里头的主体审美风格又借助国家的统治王权向四周传播和辐射，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代表社会等级象征的牙璋、圭、钺等玉礼器，这类玉器的传播过程实质上也就是夏王朝礼制观念和审美风尚的传播过程。
正如杨伯达先生所说，“到了夏代，出现了第一个统一的中央王朝之后，玉文化的形式亦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遂而出现了统一的玉文化，或与地方玉文化暂时并存、对峙”。夏代玉器糅合了史前各地文化的诸多因素，其文化也必然是多元性和统一性并存的文化，其艺术风格也必然呈现出多样统一的审美特征。这种由多样趋向统一的玉器审美风格展现了夏代王朝的宏大审美情怀、独特审美趣味以及鲜明时代特色。如玉器器形一般大而薄，流行的齿扉装饰也由简而繁，且有了细劲的阴刻直线纹；异物镶嵌工艺开始应用于青铜器制造，十字纹青铜方钺上镶有多块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中的兽面纹由200多小块绿松石镶嵌而成，均代表了夏代这一独特时代的审美艺术风格。
三是象征表意性。宗白华先生曾经说过，“中国人的个人人格、社会组织以及日用器皿都希望在美的形式中，作为形而上的宇宙秩序，与宇宙生命的表征”，这句话精要地揭示了古代器皿的象征性特征，夏代玉器也体现了这样一种象征表意性的艺术风格。首先，夏代玉器的一个典型特征是玉兵形器增多，这类玉器只是形制似兵器，而非真正的兵器。如数量众多的玉戚、多孔玉刀，以硬而脆的玉石为原材料，一般宽大体薄，也无使用痕迹，结合其特殊的纹饰以及两边的扉齿考虑，它们应为仿兵器形的非实用玉器，是一种象征权力和威武的礼仪玉器。另外，玉刀穿孔均为奇数，从一个到三个、七个不等，这可能与当时偏于阳刚之数的审美风尚有关。再如玉戈、玉钺等，也在这种特定的时代传达着等级礼仪的精神特质，并上升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这些玉器的形式中积淀了社会的价值和内容，远非简单的实用器具所能比拟，是对外在自然的升华，具有高度的象征性审美价值。这一点，尤仁德先生在《古代玉器通论》中揭示得尤其精到：“二里头所出玉戈、玉钺和玉刀，都是作为‘兵杖’形式出现的，它们象征夏朝君王的军权及其在战事中的胜利与凯旋…….夏王朝是经过血雨腥风的长期战争才得以建国和巩固政权；它们所反映的是战争与征服的特殊文化形态，是促使王权强化的主要精神力量”。一言以蔽之，在夏代，礼玉的形制已成为个体身份的标识码，也是社会地位尊卑的具体体现，它同社会意识形态有着明显的联系，充分展现了夏代玉器的象征表意性风格。
四是凝重神秘性。
夏代的许多礼仪玉器，造型相对规整，它们凭借自身的高贵地位进入夏代先民生活之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和社会观念；同时，后者又反过来促进了前者的发展，使玉器向着礼仪化和程式化的方向发展。夏代社会浓重的礼制风尚和等级观念，造成了其玉器所突现的人文意识之中始终笼罩着一层浓厚的庄重感和神秘感。“三代时，玉质礼器是贵族们的‘权杖’，朝享会盟，用以表征其身份地位；又是通神的礼器，用以祭拜神灵祖先”。
夏代玉器就兼有礼玉和瑞玉的双重身份，既带有朴素的原始崇拜的巫术色彩，同时又孕育着夏王朝等级身份的人文色彩。这尽管只是一种扭曲的人本意识观，但毕竟代表着其觉醒，人本意识打从娘胎里出来就带上了一种礼的枷锁，显得凝重而庄严。以夏代玉器的纹饰为例，由光素无纹向直线斜格纹再向云雷纹和兽面纹的发展，尤其是变形的兽面纹，两眼圆瞪，有一种狰狞的庄严美。这就使夏代玉器逐渐转为沟通天地的宗教法器和社会生活中的仪仗礼器，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夏代先民审美心理由朴素的自然观向极具抽象化的礼制观念的转变，从而形成了夏代玉器神秘化、庄重化的人文风格。
“形而下者谓之器”，夏代玉器集合了中原地区的玉材，开启了青铜工具雕琢玉器的工艺，形成了直方、规整的审美造型和独特而多样的纹饰图案，构成了玉器审美艺术中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外在形式；“形而上者谓之道”，夏代玉器同时又与先民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连，与他们的时代审美风尚相合拍，并且玉器的造型和纹饰本身就是这些精神内涵的物质载体，构成了玉器审美艺术想得到悟得出的内在意蕴。
总之，考古发掘的夏代玉器既是具体的形而下的器物艺术形式，同时又反映了抽象的形而上的精神文化内涵，充分展现了夏代先民的审美形式感、审美情感和审美理想，将夏代玉器独特的时代审美特征再现于4000多年后的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