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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玉器采了透雕手法，整个龙形雄浑矫健，作俯首攀爬造型，龙身扭曲成波浪形，细尾分支，卷曲下垂。
与一般张牙舞爪的龙纹相比，这种俯首的造型并不多见。龙颈腹部排列整齐的鳞纹，腰部为细格纹，尾、鳍、爪则以长阴线条表现纹理，龙眼内凹，闭嘴扣齿，五官琢刻精细，线条委婉流畅，工艺奇巧精湛，属西晋时期难得的玉器佳作，反映了当时治玉工艺的杰出成就，堪称晋代玉器的代表之作。
最后，信息量巨大。
这件玉器背面罕见地镌刻了共计四十六字的铭文，记载了包括玉器的制作年代、制作机构、器物名称、制作工时和监造官员姓名等重要的历史信息。
这些罕见的铭文向我们传递了重要的历史信息，为后人研究晋代玉器提供了详尽的历史资料，在目前所见的古代玉器中极为罕见，从而使这件玉器更显得弥足珍贵。
从铭文中可以得知，这件鲜卑头“用功七百”，即耗费了700个工时制成。
所谓的“功”是指一个劳力一天的工作量，说明如果由一个工匠来制作，这件鲜卑头需要七百天才能完成。
同时根据铭文提示，该件玉器是由当时的“御府”监制。据《晋书武帝纪》载：“戊辰，下诏大弘俭约，出御府珠玉玩好之物，颁赐王公，以下各有差”，表明御府还收藏有御用的珠玉玩好。
魏晋南北朝时期包括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各朝代，即从曹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到北朝陈后主祯明三年（公元589年）的360余年的历史时期。
这一历史时期由于朝代更换频繁、战事不断、政治分裂、经济萧条等原因，是中国玉器发展史上的低潮时期。
这一时期的玉器数量大大减少，工艺水平降低，新的玉器类型和品种不多，很多玉器仅是继承了汉代遗风。
由于战争不断，玉料来源十分有限，魏晋南北朝时期玉器材料中质地纯润的白玉极为罕见，大部分玉器使用青玉、青白玉的玉料，此外还有玛瑙、琥珀、滑石、绿松石等玉料来补充玉材。
魏晋南北朝时期玉器的工艺不但没有发展，反而在逐步衰退，工艺上承袭汉制，大部分的玉器制作简略朴素，工艺上主要有片形、圆雕、镂雕三种，只有个别的精细。
魏晋南北朝玉器发展低迷主要原因有四点：
首先，三国曹魏朝廷禁止厚葬，汉代占据玉器重要部分的丧葬用玉在这一时期受到限制；
其次，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连绵不绝，交通受阻，用于制作玉器的原料十分有限，因此出现了大量的滑石和其他玉种替代；
同时，魏晋时期玄学之风盛行，贵族士大夫突破了传统礼教的束缚，放达人生，因而玉礼器的制作锐减；
最后，道教求仙的思想受到推崇，人们竞相以“食玉”来寻求长生，很多珍贵的玉料都被碾磨成末。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玉文化的衰落是必不可免的。
正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乱纷起和政权更替频繁，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玉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抑制，从汉代玉器的辉煌期进入到了玉器发展的低潮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玉器以装饰玉、实用赏玩玉为主，但是无论玉器质量还是数量都转入低谷，中国玉器从此开始告别“王玉”时代，并最终逐渐走进了商品流通领域。
在《楚辞》即有“小腰秀颈若鲜卑只”之句，对此古人有过专门的注释：“鲜卑，衮带头也。”
而“衮带”就是以采画织成的腰带，是古代帝王及公侯的礼服“衮服”或“衮衣”的一部分，其带端的扣件就是衮带头。
魏晋南北朝玉器玉樽：樽是酒器。湖南安乡黄山头西晋刘弘墓出土玉樽，筒状，兽面衔环耳，外腹浮雕云水纹，螭纹、西王母、羽人和龙、虎等纹饰，三跪形熊足。
魏晋南北朝玉器玉盏：玉盏发现于辽宁北票十六国北燕冯素弗墓中，盏似浅碗，壁较薄，口沿饰弦纹一周。
魏晋南北朝玉器玉兽：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玉卧兽，圆雕，小头宽颈，圆圈眼，颈刻短毛，四肢折曲内敛，宽臀，长尾。
（三）玉器特征
1、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特殊社会文化背景，制约了玉器的发展。
形成的主要原因是：
自三国曹魏时起，朝廷明令禁止厚葬；
战争连绵不断，交通不畅，玉材来源受阻，数量不足，影响了玉器制作；
佛教文化及其艺术品异军突起，大量佛像石刻如云冈、龙门石窟兴建，吸引众多的玉器工匠，影响玉器创作；
道教推崇“食玉”，很多玉料被食用而遭浪费。
2、玉石瑞兽最富时代气息和艺术感染力。
魏晋南北朝玉器的纹饰风格有三个特点：
(1)是汉代玉器纹饰风格的沿袭；
(2)是唐代粗阴线纹饰的肇始；
(3)是玉器以素面为主。
魏晋南北朝玉器虽从总体上不如汉代，但在一些细节上乃有部分变化和发展。如战国通用而汉代罕见的玉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忽然增多，呈朵云形，其功用、形式均有一些变化；玉諜纹饰繁复，特别是出现了器物两面饰不同图案，这为以后此种装饰风格开启了先河。上述种种可算是明显的时代风格，为此期暗淡的玉器业增添了一点亮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