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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5月21日,吴佩孚的参谋长与自称“定威军”总指挥的任道远等人取得了电报联系,由于双方均把张作霖视为敌人,双方属于各取所需,除了一些细节上的讨价还价外,整个谈判进程还是非常顺利的,结果甚至超出了任道远的预料:
1. 任道远被任命为热河都统、管辖整个热河省,这是吴佩孚慷他人之慨,因为此时的热河省、仍属于张作霖的势力范围,但任道远已经很满足了,这毕竟是北洋政府正式任命的;
2. 吴佩孚将俘虏的四万多奉军及其装备、还有部分小口径火炮和重机枪,全部送给了定威军,这让定威军实力大增,镇守榆关的东三省自治保安副总司令孙烈臣,虽然手上兵力不多,也不得不将奉军仅存的精锐、张学良和郭松龄的部队,全部派到承德驻防。
3. 吴佩孚除提供了一批弹药外,答应给任道远所部三个月的粮饷,这之后就要靠他们自己去在抢到的地盘上搜刮了。
4. 吴佩孚通过北洋政府陆军部,给任道远所部三师一个混成旅的番号,等于北洋政府承认他们是中华民国的正规军队,任道远等人的身份也算被正式认可了。
唯一麻烦的就是李济臣、周庆仁、林典荣三人不仅有“家室”,还都有了孩子,李济臣、林典荣的老婆虽然是农村人、但都年纪相当,周庆仁家是富农,他的老婆是个比他大13岁的童养媳,这不免让他有些郁闷。
好在现在大家都把全部精力用在练兵上了。
北洋政府陆军部给定威军的番号是:
陆军第24师,师长姚忠琪、参谋长王胜宝;
陆军第25师,师长萧山令、参谋长周庆仁;
陆军第26师,师长林典荣、参谋长陈青山;
第十七陆军混成旅,由刚赶过来的“现代战争”于春辉任旅长。
乔林的斥候营扩编为特务团,下辖斥候营、特战营、通讯营、便衣队、军法队、医疗队、军需队。
精兵简政。
定威军指挥部仅有总指挥任道远、参谋长李济臣,6名参谋、一个警卫班,由于现在不缺粮饷,所以,官兵训练积极性还是很高的。
尤其是“现代战争”于春辉自己编写的战术教材,将散兵战术、渗透战术、穿插战术、迂回战术、步炮协同、三三制战术等,用通俗的语言、让文盲士兵也能听懂并领会其精髓,因为这些单兵战术确实能在关键时刻保命,所以,士兵们训练起来很认真。
任道远手上没有多余的钱,所以他派出部队,到丰宁县、赤城县“请”回来三个京剧小班、让他们“义演”劳军。
李济臣让他们排练京剧《满江红》、《梁红玉》、《文天祥》、《抗金兵》等剧目,这些班子哪儿演过这种大型剧目,三家为了活命,好不容易才拼凑出了一出《抗金兵》。
定威军白天高强度练兵,晚上欣赏京剧、接受家国思想教育。
同时,任道远还派人走访奉军官兵,让他们上台讲述亲身经历、或是目睹事实,把关东军在东北耀武扬威、欺压中国人的案例进行宣讲,提高官兵爱国意识。
这种宣传,不要说奉军没有,就连南方军也没有,虽然时间不长,但对人的思想、还是有潜移默化地影响的。
7月3日。
张作霖召开东三省最高军事会议,决定对北京政府守中立态度,不接受任何方面之命令及调解,由郭松龄负责训练三省军队,准备以后与直系再作军事较量。
7月16日。
张作霖将巡阅使署与督军署合并,成立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自任保安总司令。
7月25日。
张作霖宣布东三省的财政收入、全部归三省所有,作为军政费用,不受任何方面的干涉,亦不接受北京政府的命令。
任道远他们一直在等着这一天。
7月26日。
定威军发表全国通电,这封《讨逆檄文》是任道远他们写好,找部队里的文书帮润色成半文半白的通电:
谴责张作霖形同封建割据,把中华民国的东三省、视为私家财产,在东北横征暴敛、穷兵黩武,纵容关东军欺压百姓,宣布定威军即日起讨伐叛逆,夺回热河省。
这份通电犹如泥牛入海、并没有掀起多大的浪花,除了直系控制的两家报社,其他民国着名报社都没有刊登这份《讨逆檄文》。
原因很简单:
一是几乎没人听说过、中华民国有一支“定威军”;
二是早就稳住阵脚的张作霖,依旧是中华民国最强军阀之一;
三是张作霖背后有日本人撑腰;
四是镇守承德的是直奉战争中,奉军唯一打过几场胜仗的郭松龄、张学良,承德又以城高坚固着称,以逸待劳的郭松龄他们拥有绝对的地利优势,手下又是刚刚经过大战洗礼的精兵,就算定威军有人数优势、也没人认为他们有获胜的可能。
吴佩孚同样没对定威军抱太大希望,他只是希望任道远他们能像流寇似的,不断消耗奉军,在东三省制造各种麻烦,拖延张作霖再次强大起来的时间。
7月28日。
定威军通电全国,“克复”丰宁县,依旧没有引起舆论场的涟漪。
其实谁都知道,定威军占领的是一座没有设防的空城,郭松龄早就探明在赤城县北面山区练兵的定威军,试图收买未果。
郭松龄固然不惧这支临时拼凑起来的叛军,但他和张学良仅有二师、一个骑兵旅的兵力,总兵力要少于叛军,所以,郭松龄收缩防线,准备固守承德,待叛军兵疲师老之际、再发起猛烈反击,利用骑兵旅的速度优势、断其后路,一举剿灭这支叛军。
7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