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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这篇《少年中国说》影响颇大，是一篇篇幅较长的政论文。被公认为梁启超着作中思想意义最积极，情感色彩最激越的篇章，作者本人也把它视为自己“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所之暗潮”的代表作。
此文感情饱满，气势昂扬，具有非常强大的震撼力。读之则深受感染，继而热血沸腾。
这样的文章无疑是极具鼓励性的，字里行间洋溢着的民族感与爱国心极易引发共鸣。
李节便是其中之一。
他是一个读书人，所谓读书人，是指心揣梦想、最易冲动、最易被鼓动的人。
《少年中国说》对读书人的杀伤力无疑是巨大无比的，那一个个文字仿佛自带魔力，让他的目光不肯移开。
彼时的科举限定经义题不准超过五百字，策与论不准超过七百字，但《少年中国说》除却标点符号也有三千三百余字，若是全文抄写怕是不成的。
王棣动笔前便想到了此节，文中一些不符时情的句子自然首先剔除，再删减不太重要的句子，大致能保留原文精髓便可以了。
然而一旦提笔，却发觉自己太过想当然了。这篇文章层层递进，逻辑严密，若是删减太多，势必会失却原文精要，呈现出的只会是四不像。
没办法，只能是尽量缩减了。这么一来，不经意间，他的这篇策问已超过限定的七百字。问题是，一旦动笔，他就感觉有些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顾首忌尾的实在不舒服，那就任性一回吧。
他一任性，李节也跟着任性了。
虽然考场规定并没有“不可长时间呆在某考舍前”这一条，但这么做显然是忌讳的。毕竟，身为主考官，一旦这么做了，透露出来的信息便是对这个考生“另眼相看”，这会让阅卷官以为：这名考生是主考官看重的，是“通”是“否”你们掂量着办。
所以，李节的任性让监考官（阅卷官）们压力山大啊。陪同巡视考场的那位监考官赶紧咳了几声，提醒李节莫太“过分”。这要是传出去让有心人抓住了做文章，最起码也是有损清誉的。
李节终算是回过神来，咳了声，若无其事的负手行开。至于他心里想些什么，就不足为外人道了。
王棣心无旁骛的写着，脑子里尽是那些个激情如潮的句子，不停地在过滤、考量，在尽可能保留原汁原味的情况下删减。
这是种很玄妙的感觉，仿佛一个个文字都有了生命，在他脑子里排列组合；又似激情昂扬的士兵昂首挺胸，在列队等待着他的检阅。他思绪转幻，一些个确定不用的文字倏然远逝，留下需要的文字排列成完整的句子一行行上翻……
如此玄之又玄的场景如幻灯片，更似电影胶片一格格闪现，让他整个人都沉浸其中，似与世隔绝。
直到他停笔，这样的感觉才慢慢散去。
望着两页考卷上的字，他想：人说文字是鲜活、有生命的，原来真是如此。
这篇缩减过的《少年中国说》至少也得有一千五、六百字了，远远多于限定的七百字。但，不管了，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再删减是绝对不成了，重写另一篇又来不及，就这样吧。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他就不信，这样充满鼓动性的文章会让阅卷官给否了。顶多是有争议，也顶多拿不了解元。
他这是对读书人有信心哪。
这天，他睡的很早很香，一夜无梦，次日醒来元气满满。
少年人固然爱犯困，却也精力充沛。
第三场的论题是：试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一见这题，王棣笑了。
前世看过不少穿越文，明穿小说看的尤其多。
顾炎武《日知录》中说道：
“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明宪宗成化年间，如《乐天下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
在朱元璋洪武三年，诏定科举法，应试文仿宋“经义”，其后此种文字讲求格律，八股文的格律形式就形成了。
八股文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尤其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的部分要求严格对仗，类似于骈文，书写难度甚高。
虽如此，但想出仕为官，想出人头地，万千学子唯有绞尽脑汁与八股文打交道，其中能通关的自是此中好手。
李节怎么想到出这种题，虽然也可归为“论”，但题出自《论语.颜渊》，怎么看也像是经义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