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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也无需纠结，主考官最大，答题便是了。
今天是最后一场，午后便可放牌出考场，王棣可不想在这“鸟笼”多呆，实在是身心俱疲啊。
这道题在明成化十一年殿试出现过，原典出自《论语·颜渊篇》中的：“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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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为白话就是——鲁哀公向有若问到：“年景饥荒，国用不足，怎么办呢？”有若回答说：“为什么不实行十分收一的田租制度呢？”哀公说：“十分收二，我仍然不够用，怎么能只十分收一呢？”有若回答说：“百姓用度足了，君上怎么会不足呢？百姓用度不足，君上怎么会足呢？”
既来之，则抄之。
要抄自然抄最好的，他抄的是王鳌的八股应试文。
当时的殿试状元是大名鼎鼎的谢迁，王鳌则是探花。但后者却是乡试解元和会试会元，殿试的文章更是写的花团锦簇，未能连中三元殊为遗憾。
正好这篇八股文的字数也是满足限定条件的，那就抄呗。
他提笔便写：“民既富于下，君自富于上。
盖君之富，藏于民者也；民既富矣，君岂有独贫之理哉？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告哀公……”
一字不落地照搬全抄，不信打动不了李节。
王安石变法，认为唐代以诗、赋、帖经取士，浮华不切实用，于是并多科为进士一科，一律改试经义。考试的文体并无规格，没要求对仗排偶。当时有的考生主动运用排比笔法，写成与八股文类似的文章。
邓之诚在《中华二千年史》卷四“制艺文”道：“宋熙宁中，王安石始废诗赋用经义，元佑后复罢，迨元仁宗延佑中，定科举考试法。于是王克耘始选八比一法，名《书义矜式》，遂为八股滥觞。”
变法虽以失败告终，但科举中的经义文章却已有了八股文的雏形。
到了明清时，八股文观点必须与“朱圣人”朱熹相同，观点释义尽出《四书章句集注》。
呵呵，这是王棣正在做的事。这本在明清时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的理学着作将是他的杰作。
彼时，二程的理学大行其道，在士林文坛的影响力非比寻常。
王棣的这篇正宗八股文章中的论点依据正是源于二程学系的《四书章句集注》。这里面的观点既忠于圣人思想，又更符合士人及统治阶层的需求，放在这个时代可谓是开山立派之作。可以想象的是，他仅用了半个时辰炮制出的这篇论文必将引发一场文坛震动。
于他而言，并非有意为之，实在是李节恰好出了这道题……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啊，顺势为之吧。
本场李节并没有与先前两场一般巡视到玄字三号考舍前驻足停留，他甚至都没下过楼，只是默默的观察着考场。但他其实没“放过”王棣，或者说他一直在注意着那个丰神俊朗的少年。
王棣的经义题与策问题给这位主考官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虽然未见全貌，却足以打动他。
但，众目睽睽之下，李通判不好表现的太过。发解试虽远不如会试严苛，但考场规矩还是得遵守的。需知，主考官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其他监考官，对某一个考生表现的更为重视，这本身就很耐人寻味了。
所以，这最后一场他端坐钓鱼台，终于不再逾规了。然后，他见到王棣提笔书写了约莫半个时辰后搁笔，之后再也未曾动笔，偶尔在考舍里走动走动，到了午时正可以放牌出考场时，唤过巡场差役，收拾好考篮施施然地第一个出了考场。
这时，李节方反应过来，王棣只用了半个时辰便答完了题，难道本次乡试的题目对他而言太过容易、完全可以在半天时间内结束？真想第一时间看看他写了什么啊。
王棣自然不晓得自己被主考官惦记上了，他实在无法在那个鸟笼般的考舍里哪怕再多待一分钟。
考场外的天空蔚蓝一片，空气何其新鲜啊，终于可以摆脱那个浑浊的空间了。
外面的世界，真好。
他甩了甩头，便见宗沐快步迎上前来：“三郎，考完啦？”
王棣霸气地挥挥手：“考完了，回去。”心中嘀咕：“我要洗澡，我要美食。”
这样的日子实在是不堪回首哪。只是，乡试结束了，会试还会远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