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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联邦六十年，秋。和林城的草原上落了一层薄霜，枯黄的草叶裹着白霜，像蒙了一层旧纱。
朱昭熙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呼吸已经很轻了。窗外，几个牧民代表捧着刚剪的新羊毛站在走廊里，眼神里满是焦灼——他们从百公里外的部落赶来，只想再看看那个让草原变样的人。
李怡坐在病床边，握着朱昭熙的手。那双手曾经有力地挥动画笔改图纸、握紧拳头对抗制裁，如今只剩下干枯的纹路。朱昭熙睁开眼，声音细得像丝线：“别难过……草原的根在百姓心里，只要他们记得……日子要怎么过，就不会走偏。”
话没说完，呼吸便停了。
葬礼那天，整个和林城的人都来了。工人放下了机床，牧民牵回了牛羊，学生走出了学堂，队伍从医院一直排到草原深处。
没有繁复的仪式，只有哈达堆成的小山，和牧民们低声唱的草原古歌——那首歌原本是唱给英雄的，如今他们唱给了一个“不恋皇位的同志”。
李怡站在墓前，手里攥着朱昭熙当年写的《草原十年规划》，纸页已经泛黄。她对着人群说：“朱同志走了，但她留下的不是头衔，是‘为百姓做事’的规矩。我们要接着走，让草原的孩子能上更好的学，让牧民的日子能更安稳。”
这之后的三十年，李怡真的守住了这份承诺。
她推动虞国和虞元国建起了第一批计算机研究所，把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门槛踩在了脚下，熙洲上的合作社开始用电脑统计牛羊数量，学堂里的孩子第一次摸到了键盘。
她扩建了炼油厂和钢铁厂，让虞国的机械不仅能满足国内，还能出口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她没忘朱昭熙的嘱托，每年都派专家去草原，教牧民们用新能源设备，减少对传统放牧的依赖。
虞元国的钢铁厂旁，当年跟着张建国学技术的年轻工人王磊，已经成了厂长。他在厂里立了一块石碑，刻着“不忘初心”四个大字——那是朱昭熙当年教他的第一句话。
和林大学的校园里，刘志远编的草原文化教材还在沿用，只是多了“计算机基础”“生态保护”的新章节，学生们毕业时，都会去朱昭熙的墓前献一束野花。
大明联邦九十年，李怡在坤泽城去世。临终前，她把权力交给了林晚，一个从纺织厂女工做起的干部，和她当年一样，出身不高，却踏实肯干。李怡握着林晚的手，反复叮嘱：“记住，权力是百姓给的，不是用来换什么的……别丢了朱同志的规矩。”
林晚当时哭着点头，可谁也没料到，一年后，一切都变了。
变化的起因是她爱上了虞国当时的皇帝朱佑杔——朱见泽的孙子。朱佑杔生得俊朗，嘴甜，总能把林晚哄得团团转。他常说：“晚晚，你看明国的资本家，住大房子，开豪车，百姓也能当老板。咱们守着老规矩，什么时候才能富起来？”
林晚起初还反驳：“朱同志说过，资本主义的富是少数人的富。”可朱佑杔总会带她去看明国的宣传片——画面里全是西装革履的商人、灯火辉煌的商场，绝口不提那些在工厂里加班到深夜的工人。
时间久了，林晚也动了心：“要是能让大家都当老板，是不是也挺好？”
她开始主动放权。先是把国企的管理权交给朱佑杔信任的人，再是修改法律，允许私人资本进入医疗、教育领域，最后干脆在朝堂上宣布：“以后国家大事，听皇帝的。”
老党员们急了，王磊从虞元国赶来，拍着桌子质问：“林晚！你忘了李怡同志怎么教你的？忘了朱同志是怎么拼下来的江山？”林晚却躲在朱佑杔身后，小声说：“我只是想让大家过得更好……”
朱佑杔掌权后，第一步就是撕毁社会主义合作协议。他关闭了计算机研究所，把设备卖给了明国的资本家；他拆分了钢铁厂和炼油厂，变成私人企业；他取消了草原合作社的补贴，说“市场要自由竞争”。
明国、越国的资本家蜂拥而至。虞国的纺织厂被改成了奢侈品代工厂，工人每天要工作十二个小时，工资却只够买半袋面粉；草原上的牧场被资本家承包，牧民们成了雇佣工，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靠着合作社的分红盖新房、供孩子上学。
有人反抗，却被朱佑杔贴上“破坏市场”的标签打压。当年跟着朱昭熙搞合作社的刘安，已经是满头白发的老人，他带着牧民去皇宫请愿，却被卫兵拦在门外。
老人对着宫门大喊：“朱同志当年不是这么说的！你们不能这么做！”回应他的，只有冰冷的铁门关上的声音。
更荒唐的是历史的篡改。
朱昭熙的墓碑前，原本刻着“社会主义事业开拓者”的碑文被凿掉，换成了“虞国开国皇帝，大明联邦第二位女性君主”。
教科书里再也不提她对抗制裁、建设草原的往事，只说她“打破传统，登基为帝”；李怡被描述成“权力欲极强的专制者”，她推动的科技革命，成了“为巩固统治的面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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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巷尾开始出现印着朱昭熙头像的衬衫。资本家们把她的头像和武则天印在一起，标价很高，宣称是“纪念女性掌权的伟大时刻”，用来炒作“女权”概念。
年轻人穿着这样的衬衫逛街，讨论着“怎么才能当资本家”，没人知道，这个被他们当成“女权符号”的人，当年倡导的“平权”，是让工人能吃饱饭、牧民能有保障，不是让资本把“女性”变成商品。
虞元国的草原上，王磊看着电视里播放的“资本家成功学”节目，关掉了机器。车间里的机床早就换了新主人，新老板为了省钱，砍掉了安全防护装置，上个月已经有两个工人受伤。
他走到厂区的石碑前，抚摸着“不忘初心”四个字，指腹蹭过被雨水冲刷得模糊的刻痕，突然老泪纵横。
远处，一个牧民的孩子拿着印有朱昭熙头像的卡片，问妈妈：“这个人是谁呀？”妈妈愣了愣，想起自己小时候，奶奶说过“有个朱同志让咱们住上了砖瓦房”，可现在电视里都说她是“皇帝”。
她摇了摇头，把孩子的卡片拿走：“别玩了，赶紧去放牛羊，不然明天老板要扣钱了。”
风又吹过草原，卷起枯黄的草叶，像是在叹息。曾经飘扬在钢铁厂上空的红旗，早就换成了私人企业的logo；学堂里的孩子，再也听不到“社会主义”这四个字；朱昭熙和李怡用一生守护的日子，渐渐变成了老人们口中“模糊的往事”。
仿佛那场跨越几十年的奋斗从未存在过，仿佛那些关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承诺从未说过，仿佛社会主义的火种，只是一阵被风吹散的尘埃。
最终只剩下一个被资本异化的符号，挂在商场的橱窗里，印在年轻人的衬衫上，在喧嚣的资本主义浪潮里，失去了所有原本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