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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联邦四百一十四年，秋。 商丘城的国家档案馆坐落在老城区，灰砖外墙爬满藤蔓，里面的库房常年透着一股潮湿的霉味。
三十岁的马克思蹲在库房最里面的角落，指尖轻轻拂过一本封面泛绿的牛皮笔记本。他是档案馆的临时研究员，合同只有半年，专门负责整理“前联邦时期”的零散文献——这些文献大多是没人认领的旧手稿、残缺的会议记录，连目录都没来得及编，同事们嫌枯燥又伤眼睛，都推给了他。
马克思倒不介意，每天抱着“说不定能找到点有意思的东西”的念头，提前半小时到岗，天黑了才走。 笔记本的封面上，用褪色的蓝黑墨水写着“云瑗亲启”四个字，字迹娟秀却透着股韧劲，不像普通家书的随意。
马克思试着翻开，纸张脆得像晒了一夏天的枯叶，稍微用力就可能碎掉，他只能屏住呼吸，用指尖轻轻捏着边角，一点一点展开。
里面的内容让他瞬间僵住——不是家长里短，也不是日常琐事，而是密密麻麻的字迹，写的全是关于“社会制度”的思考。
“资本的本质是剥削，少数人聚敛财富，必然以多数人的贫困为代价”“所谓‘自由市场’，不过是资本垄断的遮羞布，待其掌控所有资源，便会把劳动者逼到绝境”“社会主义不是口号，是让工人有稳定的工作、孩子有免费的学堂、老人有可靠的依靠”……
每一句话都像重锤，砸在马克思的心上。 手稿的落款是“昭熙”，没有姓氏。马克思皱着眉回想，突然想起历史课本里的名字——“朱昭熙，虞国开国女帝，打破男权统治的女权象征”。
课本里满是对她“夺权手段”“治世政绩”的泛泛描述，说她“统一草原部落，建立集权国家”，却绝口不提这些关于“公平”“剥削”的思考，更没提过她有这样一份手稿。
他接着往下翻，在笔记本的最后几页，还夹着一本更厚的线装书，封面是粗糙的麻布，上面用毛笔写着《货殖通论》四个字。
马克思翻开第一页，扉页上的批注让他心脏狂跳——“此书本应名为《资本论》，因时势所限，暂易其名。书中所论，皆为剖析资本之恶，望后世有人能识其真义，勿让资本吞噬人心、践踏公平。——昭熙”
那天下午，马克思没再整理其他文献，只是抱着这本笔记本和线装书，坐在库房的角落，直到闭馆的铃声响起。他把东西小心地装进包里，一路快步走回出租屋——那是一间只有十平米的阁楼，月租占了他工资的一半，连窗户都对着别人家的墙。
接下来的一个月，马克思几乎把自己关在了阁楼里。他买了最便宜的扫描仪，把手稿和线装书一页一页扫进电脑，又对照着扫描件，逐字逐句地校对、整理。
他发现，朱昭熙的手稿里不仅有理论，还有大量的实践细节：虞元国的合作社如何组织牧民统一生产、统一销售，如何对抗明国的经济制裁；她如何推动建立农机厂、食品加工厂，让牧民不再受中间商盘剥。
甚至还有她对“科技发展不能脱离民生”的思考——“研发机器不是为了让资本家裁员，而是为了让劳动者少受累、多挣钱”。
“这才是历史的真相！”一个深夜，马克思看着电脑里的文字，激动得睡不着觉。他想起现在的大明联邦——第三次工业革命完成已经三十年，机器人、人工智能普及，可普通人的日子却越来越难。
资本家们垄断了技术和资源，为了争夺存量市场，不断裁员、降薪，还把工厂搬到劳动力更廉价的地区。像他这样的大学毕业生，找份正式工作比登天还难，只能靠做临时研究员、打零工糊口，连房租都快交不起。
他突然想起了冯恩斯——大学里的同班同学，学的是机械工程，现在在一家汽车零部件厂当技术员。前几天冯恩斯还跟他抱怨：“老板为了省钱，连车间的通风设备都敢关，上个月有个老工人差点煤气中毒，最后就给了两百块慰问金，还让签‘自愿放弃追责’的协议。”
第二天一早，马克思揣着打印好的手稿副本，直奔冯恩斯的工厂。午休时，两人躲在工厂后院的角落里，马克思把自己的发现一股脑儿说了出来，又把副本递给冯恩斯。
冯恩斯拿着副本，一页一页地看，越看眉头皱得越紧，最后用力拍了拍大腿：“难怪我总觉得不对劲！原来咱们祖辈不是这样的！朱昭熙说的‘社会主义’，才是能让大家活下去的路！不是靠资本家施舍，不是靠打零工混日子，是靠大家抱团，靠公平的制度！”
“光我们知道没用，得让更多人知道。”马克思说，“我们把这些内容整理成小册子，分发给工人、学生、小贩，让大家都明白，现在的困境不是‘能力不够’，而是‘制度出了问题’。” 冯恩斯立刻点头：“我加入！晚上我去车间里跟老工人们说，他们肯定有共鸣！”
接下来的日子，两人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忙碌。马克思负责整理文字，把深奥的理论改成通俗易懂的语言，还加入了现在联邦的实际情况对比；冯恩斯负责印刷和分发，他找工厂里的老工人帮忙，用工厂废弃的打印机偷偷印小册子，再趁下班时间，在工厂门口、学校周边、菜市场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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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册子取名《社会主义重探》，封面上印着朱昭熙手稿里的一句话：“公平不是天上掉的，是靠大家一起争取的。”
没想到，小册子很快就传开了——工厂里的工人看了，说“这说的就是我们的日子”；学校里的学生看了，开始讨论“如何改变现状”；菜市场的小贩看了，主动帮忙把小册子塞给来买菜的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醒，不再把自己的困境归咎于“运气不好”“没本事”，而是意识到，问题出在不公平的制度上。
消息很快传到了资本家和政府的耳朵里。大明联邦现在的掌权者，大多是当年明国、越国资本家的后代，他们靠着祖辈积累的资本和权力，垄断了联邦的经济和政治，怎么容得下“社会主义”这种“动摇根基”的思想卷土重来？
一个周末的早上，马克思刚走出出租屋，就被两个穿黑色正装的人拦住了。“马克思先生，跟我们走一趟，有人要找你谈谈。”
对方语气冰冷，不容拒绝。同一时间，冯恩斯也在工厂里被带走了。 审讯室里，灯光刺眼。一个官员坐在桌子后面，手里拿着《社会主义重探》，用力拍着桌子：“你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传播反动思想，煽动民众，这是要掉脑袋的！”
马克思坐在椅子上，没有丝毫畏惧：“我们只是在告诉大家真相——几百年前，有个叫朱昭熙的人，靠社会主义让百姓过好了日子；现在，你们垄断资源，让大家活不下去，才是真正的反动！”
“真相？”官员冷笑，“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朱昭熙不过是个夺权的暴君，她的那套早就被证明行不通了！” “行不通？”
冯恩斯忍不住反驳，“现在工人被裁员、学生找不到工作、小贩被城管追着跑，这就是你们说的‘行得通’？朱昭熙让牧民有饭吃、有学上、有保障，这才是真正的‘行得通’！”
官员被噎得说不出话，最后挥了挥手：“把他们关起来！好好反省！” 马克思和冯恩斯被关在了监狱里，隔着铁窗，他们还在偷偷讨论如何把未完成的整理工作继续下去。一年后，他们接到了“终审判决”——“传播反动言论，危害联邦安全，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临刑前，狱警里一个同情他们的老大哥，偷偷给了马克思一张纸和一支笔。马克思趴在地上，飞快地写下一行字：“告诉大家，社会主义不是幻想，是有人真的实现过的；别放弃，火种只要没灭，总有一天会燎原。”
他把纸条交给老大哥，拜托他一定要传出去。 马克思和冯恩斯牺牲的消息，很快通过老大哥、通过监狱里其他囚犯，传到了外面。有人为他们流泪，有人为他们愤怒，更多的人开始偷偷传阅《社会主义重探》的副本——有的抄在笔记本上，有的存在手机里，有的甚至刻在木头上。
在北方的明陈国，一个叫厉宁的矿工，在井下休息时，从工友手里接过了一张手抄的《社会主义重探》。他借着矿灯的光，一字一句地读着，手指紧紧攥着纸条，指节都泛了白。
同一时间，在南方的铁路旁，铁路工人史达林也读到了这份手稿，他看着火车上印着的“资本家专属包厢”字样，又想起手稿里“人人平等”的描述，用力握紧了拳头。
“我们要像朱昭熙一样，为百姓拼出一条活路。同志这个神圣的词语，绝对不能让那些男女通吃的人玷污！”厉宁和史达林，在不同的地方，心里却升起了同样的念头。
商丘城的国家档案馆里，那本牛皮笔记本依旧躺在库房的角落，封面的霉斑又多了几处，可里面的字迹，却像不灭的火种，在几百年后，依旧照亮着无数人寻找公平与正义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