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即见大明威震四海,蛮夷俯首。
然其行事轻率,朝令夕改,实乃考成法推行之大碍。
众人误以为,一旦言辞动帝心,便能一展宏图,名垂青史。
殊不知,考成法真谛,非口舌之功所能及,若非亲达天听,万般努力皆成空。
故崇祯之考成,终沦为虚幻泡影,难触实质。
而今时不同往日,考成法严谨施行,对官员职责明察秋毫,尤其对都察院御史巡察之事,更是细针密缕,无所遗漏。
更可喜者,朱由校心之独运,对大明中兴之策,自有丘壑。
以漕运为例,赵于逵言之凿凿,然朱由校深谙官场猫腻,对漕船数目之真伪,持疑不决。
其忧心者,非造船之费,而在运输之耗,饷银之靡,折损之重。
朝廷虽预征运费,然终抵不过途中损耗,四百五十万石漕粮,往往仅余三百万石抵京。
运河维护,亦是重担,十万民夫辛劳,或服役或纳金,皆为国家所耗。
漕运年耗,竟达七十万至百万两之巨,触目惊心。
然赵于逵所图非此,意在整肃漕军,彼等虽名为军,实则已成商贾巨擘。
漕运夹私,自洪熙元年始,朱高炽帝念其辛劳,特许附载私物,岂料此例一开,贪欲横生,私货之多,竟超官粮。
漕军借此便利,渐失军魂,唯利是图。
朱由校览赵奏,目光如炬,急召刘时敏,密令锦衣卫查探前漕运总督李三才家产,意在揭露漕军贪腐之冰山一角,重整朝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