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已故名将李成梁之影，微臣不敢擅动，特请圣裁。"
闻听至此，朱由校眸中寒光闪烁，怒不可遏："简直是自寻死路！"
晋商之名，如雷贯耳，范进财虽生疏，然其姓氏与后续诸姓，加之与蒙古通商之实，无疑坐实了晋商叛国之罪。
世人皆知螨清八大皇商，明末之际，他们不仅为建奴输送军需，更涉足政治投资，手段高明。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他们另一项滔天罪行——竟将包括察哈尔在内的蒙古诸部拱手让于建奴，实乃卖国求荣之典范。
崇祯初年，吴桥风云突变，耿忠明等叛将携大明重炮转投后金，未几，蒙古草原上的群雄尚未领略大明的最后余晖，便已黯然退场。
建奴凭借火炮之利，横扫蒙古，其中固然有林丹汗内讧自耗之因，但晋商所提供的详尽路线图，无疑是加速其败亡的催化剂，让林丹汗的防线形同虚设。
满清入主中原后，顺治帝不忘旧恩，于紫禁城设宴款待这些“功臣”，并赐封“皇商”，荣耀一时。
然则，螨清本性，冷酷无情，亲兄弟尚难逃厄运，何况外姓商贾？皇商之名，实则暗含悲剧伏笔。
顺治三年，螨清官府颁布新令，鼓励商贾出海购铜，范家作为皇商之首，率先响应，成为“办铜商人十三家”之首。
然倭国幕府岂是等闲之辈，见铜料外流，立施“保护之策”，加征重税，令范家成本骤增。
加之国内铜价下跌，范家顿时陷入困境，成为朝廷刀俎下的鱼肉，只能忍痛以高价铜低价售予朝廷，最终落得家破人亡。
后世之人朱由校，深知晋商手中地形图之价值，犹如李世民得玄奘西行图而征西域无阻，明成祖失此利而北伐受挫。
他心中暗誓，定要稳扎稳打，将晋商及其背后的利益网络一网打尽，而非急功近利，杀鸡取卵。
平复心绪后，朱由校询问银号筹备之事，并命锦衣卫密探深入调查，直指范进财等人与建奴勾结之实。
同时，他派遣冯祝以宫廷之名，直接向晋通银行施压，索取关键人物刘正阳，为布局未来铺路。
这一系列举动，透露出朱由校深沉的谋略与对时局的精准把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