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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sells sea sells on sea sore.”
「不对，不对！是She sells，不是 see sells，」那位银发的美国女士说：「Sh- sh-…是用舌面，不是舌尖。再试一次。」
“She shells shea shells on she shore.”
(译者按：正确句子是“She sells sea shells on sea shore.”她在岸上卖贝壳。)
「注意聴…」
中国学生都是从教科书学英文的，却没有机会听以英语为母说的人说或跟他们对话。所有的老师都有中国口音，北方老师的子音都发得和元音一样重，南方老师会把字尾的子音省略掉。为了使我们具备听得懂英语讲课和作笔记的能力，该计划的执行单位还开设了英语课程来训练我们的听力。一共八个星期，从周一到周六，每天六小时，由一位银发的美国女士来训练我们。
莫德‧亨特夫人一位美籍养猪专家的太太，除了每天训练我们讲美式英语，并应邀对我们谈论一些学术议题，她要求我们作笔记和写报告。接着，会指定某人在课堂上作口头报告，其他人可以提问。
首先演讲的是蒋彦士。他是毕业于康乃尔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也是这一次海外进修计划的策划人。他告诉当局：「我们不能永远倚赖外国人。」
蒋主委在演讲中强调，我们必须入境随俗。
「一国的经济，是由风俗习惯和当地民众的思维所形成的。」蒋博士用英语开始他的演说：「美国经济如此强大的原因之一，是一种用完即丢和消费型社会的思想。这与回收再利用和俭约储蓄的中国社会正好相反。用完即丢会刺激生产，消费会赋予经济活力。当金钱换手，会被再次利用，而不是放在床垫下什么也不做。工业化的基础哲学，是以金钱的循环利用取代物质产品的回收再利用。你们的奖学金是由美国人所缴纳的税金支持的，所以把它回馈给美国社会才是公平的。换句话说，你人还在美国的时候就要把它花掉，不要存起来带回家放在床垫下。记得，要入乡随俗。在罗马，行为就要像个罗马人。」
后来，亨特夫人问我们：「你们了解演讲者所说的话吗？」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我能说什么呢？我宁愿听从母亲教导我要节俭，并遵循她所实践的，循环利用四个孩子的衣服和玩具，而非这位经济学家的理论。
班上的每个人都认为，蒋博士是所有来过我们班上的演讲者中，英语讲得最清楚的。他的口音跟我们最相似。
有一天，亨特夫人要我们每个人写一封信去邀请另一位演讲者Reverend Smith(史密斯主教)。
「Reverend是什么？」
「上帝的代言人。」
下一个星期，史密斯主教来了。
「感谢你们邀请我的所有信件。」他以致谢为演讲开场：「本来，我不知道该对你们说些什么；但是后来收到这封信，立刻决定要跟你们谈谈美国的惯用语。我来读给你们听。」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开始念：「亲爱的史密斯主教：看在上帝的份上，请来对我们讲话。」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西洋习俗是一种神话。就拿饮食来说吧，当我们坐在西餐桌旁，面对眼前这么多餐具，根本不知道要用哪一件。由于所有中国人都被训练使用右手进餐，看起来，餐刀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它既平滑，又靠近右手。因此，亨特夫人决定教我们一些餐桌礼仪。她每次邀请两名同学到她家与他们夫妇共进晚餐。
不管是在家或在餐馆，吃中餐或西餐，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受邀与人共进晚餐。光看餐桌上的摆设，就够让人觉得新奇了。有一名穿着白色外套的侍者为我们服务，亨特夫人用华语和他交谈，是地道的北方口音。
「您是在哪里学会说华语的，亨特夫人？」
「通州。」她说：「你知道那里吗？」
「知道。我家阿妈是通州人。她告诉我：那是一个北平城外的偏僻小村庄。冒昧地请教一下，您和亨特先生怎么会在通州？」
「在日军入侵中国之前，亨特先生是通州一所教堂的牧师。我们的子女都是在那儿长大的。」
「传教士？」
「是的。」
「传教士怎么会变成养猪专家？」我问。
「你应该问：一名养猪专家怎么会变成牧师？」亨特夫人说。
「亨特先生，您怎么会成为传教士？我是说牧师。」
「你知道，」在餐桌前一直沉默寡言的亨特先生说：「要成为一名传教士，必须对他的会众有所贡献。你要怎么接近已经有信仰的人呢？嗯…你该知道猪肉是中国人饮食中的基本肉类。你看过中国猪吗？牠的背部中间凹陷，这一来就少了很多肉。我们可以引进伯克夏猪来取代现有的猪种；可是伯克夏猪需要更多的照顾和清洁，牠们无法适应中国的环境。换句话说，中国猪都被当成垃圾般对待，几乎什么都吃，有顽强的抗病能力，所以任何人都能养猪。你有没有注意到『家』这个汉字，就是在『豕』字上面加一个象征屋顶的部首？中国农村家家户户的厨房里都养着一头猪。如果我要接触这些农家的猪，首先要能得到他们主人的心。所以我试着把中国猪和伯克夏猪杂交，让牠们的背部隆起。」
「我真该死！」
「我注意到，你说英语比班上哪个同学都好。你上过什么学校？」
「教会学校。不过，我们在学校里不说英语。」
「你的父母上过哪些学校？」
「也是教会学校。」
「两人都是？」
「我母亲就读上海的天主教学校，我父亲是上广州的卫理公会学校。」
「在中国分隔两地？他们是怎么相遇的？」
「他们是在美国认识的。」
「一个从上海，一个从广州？他们用什么语言交谈？」
「英语。」
「他们在家会跟你说英语吗？」
这算什么问题？
「当然不会。」我回答得很干脆。
「他们回到中国后，继续用英语交谈吗？」
「只有在吵架的时候会。」
「可是你的英语说得很流利，就像是母语。」
「我和美国人一起打了五年鱼。」
「你去过美国？」
「没有，我是在上海的联合国渔船上捕鱼。」
「你何不星期天来教堂参加礼拜？亨特先生会在那里布道。」
接着而来的星期天，我到教堂去了。礼拜结束后，我被邀请参加周日午餐。餐桌上，他们问起我的渔夫生活，我的回答让他们很感兴趣。从此，我成了亨特夫妇周日午餐的常客，交谈的主题也从我父母延伸到我家阿妈和戒严法。
「真是荒谬！」亨特先生说。
「没人会喜欢；但，那是法律。」我说。
「是你的法律，不是我的。」
「你能怎么办呢？」
「我第一次出差去南部的养猪场，半夜里被人叫醒查验身份证。这根本多此一举，因为我早在傍晚入住旅馆前，就已在当地派出所报备了。」
「亨特先生，我们都已屈从这条法令了。每月一次，我们的住处在未被通知的情况下接受检查；如果住旅馆，每天晚上都有临检。」
「我认为这是对我的骚扰，所以我投诉。」
「结果呢？」
「从此，他们再也不会在我旅行时半夜把我叫醒了。」
「他们会在半夜跑到你家去检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