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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上帝，他们不会对外国人这么做。」
在学校时，我听说治外法权是授予外国殖民者的特权；现在，我见识到它是怎么运作的。
某一个星期天，亨特先生在布道中谈到十诫。在随后的午餐中，他提到犹太人在纳粹德国受迫害的事。
「假如当时我住在德国，并把一个犹太人邻居藏在地下室。」我提出一个假设性的问题。「明知十诫中有一条戒律是『不可作假见证』，我应该怎么应付来敲我的门、并询问我家中是否有犹太人的盖世太保(秘密警察)呢？
「你必须把上帝的诫命置于人为的法律之前。」
「如果我不这么做呢？」
「那你必须在最后审判时回答上帝的质问。」
戒严法施加的限制之一是出国旅行，除了出公差，一律停止核发护照，尤其不发学生护照。我们是怎么拿到护照的一直是个谜。不只是护照，我们甚至不必去美国领事馆就拿到了签证，但每个人必须有两名台湾居民担保我们会回到台湾。我们不在的这段时间，他们不准离开台湾。我们还被要求做一次健康检查，用以证明我们没有肺结核、性病、皮肤病和沙眼。这两种疾病在中国人身上很普遍。不令人意外的，我得了沙眼。
台湾的眼科和牙科医生比任何专科医生都多，城市里到处可见「林眼科」、「蔡齿科」之类的招牌。我选了最好、最先进的台大医院眼科。治疗的过程很简单，每天下课后去医院，花五块钱挂号，让医生翻开我的眼睑，用一种蓝色石头涂一涂，再用水洗掉。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
四个星期过去了。有一天，我问医生还要来几次才能根治我的沙眼。
「最少还要六个礼拜，那要看…」
「六个礼拜！」我十分错愕：「可是我已被排定两周之内到马偕医院作健康检查。」
「其实有一种新技术，只要接受两次诊疗，每次一只眼睛。」
「你能为我做这种手术吗？」
「我们不能在这里做。这里是公立医院；你必须到私人诊所去做。」
「您能推荐一家吗？」
「中山北路上有一家。」
我按他给我的地址去了，收费相当高，但能怎么办？我付了钱，一走进手术室，我震惊地发现，这位医生和过去四周以来为我用蓝色石头治疗沙眼的，竟然是同一个人！
神奇的是，治疗奏效了！我顺利通过了体检。
最后要做的事就是买一套西装，既然要入境随俗，当然也包括着装要符合他们的习俗。以往不管在海上或陆上，我的穿着都跟别人不同。多年来，我总是穿着在上海南京路边买来的蓝色旧牛仔裤和斜纹粗棉布衬衫。我需要一套西装。因为在台湾没人穿西装，所以必须找裁缝量身订做，价钱相当昂贵，所以我只好请维拉帮忙，在香港一定有西服成衣。
几天后，我收到一个从香港寄来的包裹，里面有两套西装，一套深蓝色，另一套是浅灰色的。
「你寄来的西装穿起来很合身。」我回信谢谢她：「怎么做到的？你没有问过我的尺寸呀。」
我希望她会说类似以下的话：「我跟你在台湾和轮船的货舱口，从早到晚一起度过了两个星期，那还需要问你的尺寸？」
我怀着悬念等待她的回复。当她的回信终于到达，我迫不及待地打开，读到的内容是：
「我只是让ROC试穿，他的尺寸大小和你相当。」
她在信上的笔迹瞬间变得模糊，我感到脚下的地板在下坠，挣扎了老半天，才从扼住胸口的痉挛中喘过气来。
「这个从菲律宾来的人，是个季节性的过客。」她曾在信里对我谈到她的朋友们：「他是个有成就的钢琴家；但他的旅行只涵盖陆地，不像你还包括海洋。张是像你一样的海员，是一艘客轮的大副。我告诉他：我曾经睡在舱口盖上旅行，他却不相信。我猜你会叫他旱鸭子，我的意思是：他的船只航行在河川，不像你是个海洋水手。ROC是我的朋友当中最成熟的，他是位高中数学老师，像你一样会拉小提琴；曾经像你一样到过大后方。当我跟他提起你，他说他想见见你。」
之后的某一天，她来信问我：她的两个朋友，我比较喜欢其中的哪一个成为我未来的妹夫？是那个大副，还是数学老师？她是在谈论婚嫁吗？还是在开玩笑或戏弄我？
我忽然看到那个陶瓷小狗滑出我的手心，摔落到地板上。我心碎了。
我害怕有朝一日她会对我说：「真高兴和你谈话，周先生。」
结果是她不需要我的意见，这两个男人自行解决了问题。有一天，他们坐下来理性的达成一个协议。
他们都同意：「如果我们两个都宣称真的爱她，就应该去除这种对立的模式，只考虑什么是对她最好的。」
一个星期后，我收到维拉的信。
「我在工作时遇到了米莉安，她是个好女孩。我告诉她你信写得很好。说真的，有时候我真不知道是爱上你呢，还是在和你的信谈恋爱。她说她想读你的信。写信给她好吗，至少试一次？答应我好吗？」接着是来自鱼义的最后一击。「我不会介意她当我的嫂嫂。」
难道她认为一桩婚姻，可以取代另一段爱情吗？
为了不让维拉失望，我写信给那个女孩。她回信，我答复。这不像写信给我妹。没有提点、没有见面、没有接触，最后不了了之。我回到了海上，希望能找到平静。
或许，这就是神算子说的，我会遭晴天霹雳的意思？我给自己找了个理由：爱是付出，不是占有。爱不是使自己快乐，而是让别人幸福。
我继续给她写信，她继续给我回信，但我们总是保持一个梦想的距离。时间一久，她的面容逐渐变得模糊，所有我必须保持的，只是个大哥哥的身份，给她我所能给的支持。但在夜深人静时，我经常因寻找不到她而惊醒，所有我能抓住的，只是一个没有容颜的名字。而读她的来信，就像阅读一本没有角色相貌的小说。但伴随两套西装寄来的这封信，却又让我跌入我们共同拥有的美好回忆。
我持续受邀参加亨特夫妇的礼拜日午餐。有天，亨特夫人问我：
「你都做些什么消遣？」
「消遣？」
「我是说社交活动。」
「什么是社交活动？」
「你空闲时做些什么？」
「妳是说我怎么排遣我的时间？」
「是的。」
「在渔船上，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
「你进港的时候都做些什么？」
「我们为下次出海作准备。」
「工作完毕之后呢？」
「有时我们会在城里闲逛，或在小吃摊上进食；有时会去看电影，但城里只有一家放映日本片的电影院。」
「你不拜访朋友吗？」
「我们天天见面，何必还去拜访他们？」
「不邀请你去他们家吗？」
「邀我作什么？」
「比如吃晚餐什么的。」
「晚餐？哦，是的，有时进港找不到东西吃，我们偶而会在晚餐时间去已婚的朋友家，他们会在家里开伙。」
「……」
我了解我们之间存在着社会差距。当她知道我即将去波士顿，说：
「你何不去看看我女儿菲莉丝？她正在卫斯里学院就读。虽然我们尽力让孩子们保持美国人的传统，但在通州，美国人很少，菲莉丝和中国小孩一起长大，她小时候一直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但在卫斯里，中国人很少，我相信你们俩会找到一些共同的话题。」
她的女儿身为美国人，都和美国当地人有社交距离，我能料想到和她之间会有怎样的差距？看来，我即将开始的旅行变得越来越有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