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门口收拾东西，忘了已经打开了上面衣柜的门，起身“𠳐”一声巨响，一阵头晕目眩，转过身来，三岁的儿子指着我的头喊：妈妈，血！妈妈，血！冰冰凉凉的感觉从头到眼角，转身到卫生间镜子里一看，触目惊心的颜色像蚯蚓一样在额头至眼角蠕动。擦干净脸后，就出去若无其事的哄娃，但脑海中开始不断浮现出那段大热天带严实帽子的记忆。
记忆中那个和蔼的面容渐渐清晰，她是我们已经故去的二妈，亲房里的孩子都这么唤她，她是我爷爷堂兄的媳妇，比我父母大个十来岁。
上一年级的时候，大概1997年左右，我头顶上得了头疮，土话叫“黄痂子疮”，很痒，会流黄色的液体，凝固了就是一片一片黄色的痂埋在头发里。于是头顶那一块的头发就经常剪短上白色的固体药。
我年纪小，并没有产生头顶缺头发不好看的困扰，但妈妈姐姐们要求我戴上帽子，一顶哥哥淘汰下来的复古棕色贝雷帽。帽子是在深圳打工的大姐邮寄回来给哥哥的，在当时穿上下打补丁衣服的农村，是相当时髦的单品。我很拒绝，我是个姑娘，短短的寸头，穿着继承哥哥姐姐的不合身的衣服裤子，再戴上个崭新时髦的帽子简直不伦不类。但是，妈妈和姐姐们都跟我说，如果不带帽子的话，那个疮被看到了就会被小朋友嫌弃，就没人和我玩了，于是我乖乖听话，戴上帽子，并像生命一样紧紧守护头上的这顶帽子。
我们上学的路要经过一个大水坑，三百平米见方，很深，死水，很臭，但学生娃娃们特别爱聚集在这里玩耍。水坑旁边住着二妈一家，有时候上学去早了，校门还未开，二妈看到的话，就会把我和姐姐叫到她家院子里去玩。院子不大，有两间小小的土坯房，二爸通常就在那间靠里的房门口晒太阳，看到我们也会呵呵笑着打招呼。二妈还会给我个姐姐给馍馍吃，以前穷，口粮有限。我的亲大妈小时候会要求我去给她干活，我不去还打我，吃饭的时候就会让我回我家去。我的奶奶遇见叫她也不会给我笑，更不会给我吃的东西，但是二妈就会给。而且无论任何时候去，都会给，也都是笑盈盈的欢迎我们，我们也就特别爱去，过年还会争着去拜年。
那时候也觉得二妈齐肩的短发特别好看，笑起来眉眼像我妈妈，身上穿的藏青色衣服像是混合了泥土和阳光的味道，特别好闻，说说笑笑，时间很快就打发完必须去上学了。
到夏天了，很热帽脑子捂在头上都是汗，闷闷的，但也得把帽子紧紧戴着，二妈见了就说太热了，让我把帽子摘了吧，作势要帮我摘，我赶紧两只手紧紧护住帽子，使劲摇头，我不热，真的不热，她再来，我仍旧抗拒。后来她也劝过我几次，都被我以不热拒绝了。再后来，终于天凉了，她不再劝我摘帽子了，我依旧去他家院子里玩，吃她的馍馍，给她去拜年。再再后来，头上的疮好了，我不再戴帽子了，上了初中，就很少能见到她了，但有天去同学家玩，遇见了她，老远就笑着喊我的名字，还笑说我以前怎么那么犟，就是不愿意摘那么厚的帽子，我也笑笑不回答，还好她没有发现我的秘密。
我上高中的时候她就因病离开了，我跟姐姐还难过了好久。理不清楚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一遍遍问妈妈，妈妈每次都耐心解释，还说，她嫁到这个村子里，对她唯一好的男方家亲戚也就只有二妈一家，他们是好人。
后来才知道，因为妈妈生的女儿多，妈妈又不会说话，爸爸也常年在外务工不在家，村里很多人都看不起我们一家，也时有被欺负的事情发生，所以给我们家带来温暖的二妈我们都记得很深刻，这份温暖也永远都温暖着我们，无论走到哪里。
再后来，笑脸相迎的人很多很多，但是真诚的很少很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