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把刘挚牵涉进来，其实也简单，刘挚是高滔滔时期的宰相，深得高滔滔器重，是心腹肱骨之臣。（《宋史》：“大防重厚，挚骨鲠，颂有德量。三人者，皆相于母后垂帘听政之秋，而能使元祐之治，比隆嘉祐，其功岂易致哉”）
扳倒刘挚，必定能顺藤摸瓜抓住高滔滔的把柄。
而且，刘挚性格孤直，从不接受宴请，又有气节，看到不好的事情就要批评。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坚持原则但融合度不够，水至清则无鱼，过于清高了就没有朋友了，这样的书呆子最好打击（《宋史》：“挚性峭直，有气节，通达明锐，触机辄发，不为利怵威诱。自初辅政至为相，修严宪法，辨白邪正，专以人物处心，孤立一意，不受谒请。子弟亲戚入官，皆令赴铨部以格调选，未尝以干朝廷。与吕大防同位，国家大事，多决于大防，惟进退士大夫，实执其柄。然持心少恕，勇于去恶，竟为朋谗奇中”）。
刘挚此类，遇到好皇帝时还好，遇到君主不明，就要遭殃了。
事实也确实如此。刘挚受到了章惇、蔡京等人的疯狂报复。
好人不好做，好官更不好做。
梁焘、王岩叟与刘挚情况相似，都是因为刚正不阿、弹劾奸臣而遭到报复。
由于关键的证据书信不知所踪，因此蔡京觉得要想达到既定目标，还需要更多的供词。
王岩叟、梁焘、刘挚的证词蔡京是拿不到了，王岩叟1093年去世，梁焘、刘挚先后在同文馆狱侦讯期间去世。
在得到赵煦的支持下，蔡京先后逮捕了原来伺候高滔滔的內侍张士良、陈衍。
张陈二人在高滔滔死后就已经被贬地方，属于没牙的死老虎（《宋史纪事本末》：“时衍已先得罪，配朱崖。又以内侍张士良尝与衍同主后阁，自郴州召还，使蔡京、安惇杂治之，以实其说”）。
蔡京为撬开张士良的嘴，对其威逼利诱。招了，就没你什么事，还官复原职；不招，就上大刑（《宋史纪事本末》：“京等列鼎、镬、刀、锯于前，谓之曰：‘言有，即还旧职。无则就刑’”）。
蔡京确实是个狠角色。
张士良知道，自己是难逃一死了。招供了是谋逆，怎么可能官复原职？
在受尽了各种酷刑折磨之后，他并没有屈打成招，在这方面，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位宦官的骨气和忠心（《宋史纪事本末》：“士良仰天大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诬，天地神祇不可欺，乞就戮’”）。
张士良的孤勇行为着实让人感动，但在当时的情景下，他只是砧板上的鱼肉。
章惇、蔡京等人看看实证和口供无法拿到了，就污蔑司马光、梁焘、刘挚等人与陈衍内外勾结，试图篡权夺位（《宋史》：“章惇、蔡卞造同文谤狱，使蔡京与惇杂治，二人肆其忮心，上言：‘司马光、刘挚、梁焘、吕大防等交通陈衍之徒，变先帝成法，惧陛下一日亲政，必有欺君之诛，乃密为倾摇之计。于是疏隔两宫，斥随龙内侍，以去陛下之腹心；废顾命大臣，以翦陛下之羽翼。纵释先帝之所罪，收用先帝之所弃。无君之恶，同司马昭之心；擅事之迹，过赵高指鹿为马。比询究本末，得其情状，大逆不道，死有余责’”）。
甚至还替赵煦草拟好了诏书，准备贬废宣仁太后高滔滔（《宋史纪事本末》：“至是，惇、卞自作诏书，请废宣仁为庶人”）。
幸好向太后和赵煦的生母朱太妃求情，此事才作罢。
但其余人就没这么好运，张士良、陈衍被处死，梁焘、刘挚后人被禁锢流放（《宋史》：“帝为诛衍，锢挚、焘子孙”）
在整个案件中，文及甫算是受到牵连最少的了，虽然当时被逮捕并剥夺了官职，但不久就官复原职了。
有个好爹和好岳父还是不错的。
吃着人血馒头，参与办案的人都得到了奖赏。蔡渭得以叙荫补官，任少府监主簿。与蔡京一起办案的吏部侍郎安惇提拔为御史中丞（《宋史》：“迁御史中丞”）。
蔡京按道理功劳最大，得到的奖赏应该最大。但当时的国防部长曾布怕蔡卞、蔡京权力太大，就找理由说兄弟两人不可以同时提拔，让蔡京的规划暂时受到挫折（《宋史》：“卞拜右丞，以京为翰林学士兼侍读，修国史。文及甫狱起，命京穷治，……京觊执政，曾布知枢密院，忌之，密言卞备位承辖，京不可以同升，但进承旨”）。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文及甫狱，历时三年。在这一事件中，蔡京崭露头角，他最大的收获，是让章惇、曾布等人看到了其办事果敢、雷厉风行的魄力。
当然也让众多大臣看到了蔡京心狠手辣、不择手段的残暴。
蔡京，成了领导喜欢、同事反感的代表。
但蔡京不在乎，他是那种信念坚定、意志坚强，目标明确的人，他知道自己要什么，也知道达成目标的捷径在哪里。他在等待能成就他的那个人和机会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