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2年的蔡京，已经55岁了。他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经历过前期的挫折，有些仇是时候报了。
曾布已经贬斥。但其他人呢？比如抨击过自己的御史陈师锡、龚夬、常安民、陈次升、邹浩等人，如何打击报复？
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打击报复让朝中其他的大臣看到，惹我蔡京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导向很重要。
但怎么样才能名正言顺又暗搓搓地实现目的？
这非常考验蔡京的智慧。
事实证明，蔡京不愧是北宋历史上最懂权谋的行家，他来了一招暗度陈仓、借势打力。
1102年，在正式任命蔡京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之前，赵佶亲自在延和殿与蔡京进行了一次任前谈话，总的意思是现在朝廷想要恢复宋神宗时期的变法措施，勉励蔡京在新的岗位上能根据朝廷的目标做出新的业绩，不要辜负了赵佶的重托（毕沅《续资治通鉴》：“戊子，以蔡京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制下之日，赐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创法之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
蔡京感谢领导的信任，表态会尽效死力（毕沅《续资治通鉴》：“京顿首谢曰：‘敢不尽死！’”）。
每一个被提拔的官员在任前谈话时都会表示感恩，表达尽全力做好工作的决心，毕竟比自己能力强的官员大有人在，只是没有自己的手段和运气。比如：赵挺之、何执中、徐绩等官员，在当时的能力就不一定比蔡京差。
赵佶一心想恢复神宗时期新法主要还是国库没钱了，想捞钱便于填补自己奢靡生活的支出。
蔡京是聪明人，场面话说得高尚且真挚。
但私底下却在利用赵佶的目标实现自己的目的，通过打击异己，形成自己的朋友圈和权力圈。
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蔡京不断怂恿赵佶道：“陛下，要想恢复神宗创法之制，必须要贬斥元祐党人，才能大展拳脚开始新政。否则各项措施下去，元祐党人必定从中阻扰作梗”。
元祐是宋哲宗刚继位时期的年号，这一时期是太皇太后高滔滔垂帘听政，她任命司马光等人，全面废除王安石变法，恢复旧制，支持这一政策的大臣就称为“元祐党人”，支持宋神宗元丰年间变法的大臣就称为“元丰党人”。
邓洵武给赵佶上的《爱莫助之图》上面画的两派，一派就是反对变法的“元祐党人”，一派就是支持变法的“元丰党人”，他将蔡京列变法派之首。
赵佶一听，有道理。而且现在重用蔡京，对其政策总是要大力支持。
因此只要是蔡京想做得事情，都大开绿灯。
蔡京和其党羽乘机弄了个名册，上面列了“元祐党人”姓名，这些人的子弟都不得在京师做官（毕沅《续资治通鉴》：“丙子，诏：‘司马光、吕公著、王岩叟、硃光庭、孔平仲、孔文仲、吕大防、刘安世、刘挚、苏轼、梁焘、李周、范纯仁、范祖禹、汪衍、汤戫、李清臣、丰稷、邹浩、张舜民子弟，并毋得官京师’”）。
之后，又让赵佶下诏将“元祐党人”的姓名刻在石碑上，刊行天下，人数也增加到300多人（《元祐党人碑》：“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别淑慝，明信赏刑，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罚。乃命有司，夷考罪状，第其首恶与其附丽者以闻，得三百九人”）。
其实蔡京的伎俩很简单，和我作对的，都列入“元祐党人”，借着皇帝的名号进行重点打击。个人如果不怕被打击，就迁延到其家人、子孙甚至族人，一来不让考公务员，不许做官；二来让你和你的家族蒙羞，在地方抬不起头来。
然后又把宋哲宗元符三年以来大臣的奏章进行梳理，根据内容进行分类，将邓洵武等自己人都列为上等，政敌都列为下等，说穿了，就是利用权力和制定游戏规则的机会，让自己人获得感满满，让其他人到处碰壁。（毕沅《续资治通鉴》：“乙未，诏中书籍元符三年臣僚章疏姓名，分正邪，各为三等。于是中书奏：‘正上，钟世美、乔世材、何彦正、黄克俊、邓洵武、李积中六人；正中，耿毅等十三人；正下，许奉世等二十二人。邪上尤甚，范柔中等三十九人；邪上，梁宽等四十一人；邪中，赵越等一百五十人；邪下，王革等三百十二人’”）。
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依附蔡京的人越来越多，敢跟蔡京作对的人越来越少，蔡党形成体系化系统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