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手硬，一手还要软。
对邓洵武等人而言，蔡京确实是个好领导。
讲信用，重情义。
当初，邓洵武上《爱莫助之图》，在赵佶面前大力推荐蔡京，为蔡京上位出力甚多。
虽然邓洵武品性能力都不行（《宋史》：“京援引死党至数百人，邓洵武内行污恶，搢绅不齿，岂可滓秽史笔？”）
但并不妨碍蔡京将其考核为优秀，提拔进入快车道。
1102年，邓洵武晋升中书舍人，迁吏部侍郎，不久又任刑部尚书。1104年，拜尚书右丞，转尚书左丞、中书侍郎。就算随后受张怀素案牵连，也很快能官复原职并更进一步。1116年，升任枢密院知院，迁特进，拜少保，封莘国公，恩典如宰相。
一个二流子官员最终竟然官至宰相，在别人看来是笑话，在蔡京看来是正常的。
拿着朝廷的官帽来换取手下的感恩和忠诚，维护自己的利益。
邓洵武是满满地获得感，拼了命地替蔡京干活帮蔡京说话，维护蔡京的权威，但其他人呢？
童贯也是获得感满满。
蔡京上位后，一直在找机会感谢童贯。
机会终于来了。
本来在王韶、李宪等人的征战下，河湟地区的吐蕃、羌族已经被收服。但吐蕃、羌族时常反叛，河湟地区混乱不堪。
1102年，赵佶决心效仿宋神宗再次收服河湟地区。
对于最为关键的人选问题，蔡京大力推荐童贯。
推荐一个人，当然不能说是为了感恩或者说这个人是自己圈子中的人，必须要有一个冠冕堂皇并且有说服力的理由。
蔡京给的理由是：童贯曾经跟随李宪在河湟地区打过仗并且十次出使陕西，对那里风土民情和军队情况非常熟悉（《宋史》：“京既相，赞策取青唐，因言贯尝十使陕右，审五路事宜与诸将之能否为最悉，力荐之”）。
于是，赵佶整了10万大军，以王厚为主帅，童贯仿效李宪故事为监军，出兵河湟。
王厚是谁？凭什么为主帅？
王厚是王韶的儿子，将二代。
王厚从小就在父亲军中学习军事，对羌族、吐蕃习俗十分熟悉（《宋史》：“少从父兵间，畅习羌事，官累通直郎”）。
王厚一心想继承了父亲的衣钵，一直主张以军事手段加强对河湟地区的控制。
但在哲宗元符年间并没有得到高层的支持，还因为丢掉了湟州（现青海乐都）、鄯州（现青海西宁）两州而被降了级。
赵佶要收服河湟地区时，蔡京想到了王厚，让王厚官复原职并担任主帅，毕竟专业的事需要专业的人来做（《宋史》：“崇宁初，蔡京复开边，还厚前秩”）。
王厚大军刚开到湟州附近，童贯突然接到赵佶的手札，让暂停西进。
原来前几日宫中发生了火灾，赵佶信奉道教比较迷信，觉得此时家中着火对大军行军不利，所以让童贯暂停西行。
童贯在宫中久了了解赵佶的脾性，知道这是一个只重结果的主。
于是将手札收了起来，并没有传达皇帝的旨意。
王厚过来问询，童贯也只是敷衍地说陛下催促我们抓紧行动（《宋史》：“至湟川，适禁中火，帝下手札，驿止贯毋西兵。贯发视，遽纳鞾中。厚问故，贯曰：‘上趣成功耳’”）。
童贯胆子确实够大，成功了固然好，但如果失败了就是欺君大罪啊。
事实证明，童贯的感觉很对运气也足够好。
王厚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竟然连下湟州（现青海乐都）、鄯州（现青海西宁）、廓州（现青海化隆）等地，取得重大军事进展（《宋史》：“师竟出，复四州”）。
童贯赌赢了。
赵佶一高兴，果然没有追究童贯欺君之罪，反而给童贯接连升官（《宋史》：“擢景福殿使、襄州观察使，内侍寄资转两使自兹始。未几，为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累迁武康军节度使。讨溪哥臧征，复积石军、洮州，加检校司空”）。
随着官越做越大，童贯慢慢露出本来面目，开始把控军队，最主要的是把控军队中军官的选任。
在童贯的军队里，会不会打仗无所谓，打仗赢不赢无所谓，真正重要的是要听话，对童贯忠诚（《宋史》：“颇恃功骄恣，选置将吏，皆捷取中旨，不复关朝廷，浸咈京意”）。
就算打仗输了，童贯也可以包装成捷报上报。在这种生态之下，军队的败坏也是很快的（《宋史》：“遣大将刘法取朔方，法不可，贯逼之曰：“君在京师时，亲授命于王所，自言必成功，今难之，何也？“法不得已出塞，遇伏而死。法，西州名将，既死，诸军恟惧。贯隐其败，以捷闻，百官入贺，皆切齿，然莫敢言。关右既困，夏人亦不能支，乃因辽人进誓表纳款。使至，授以誓诏，辞不取，贯强馆伴使固与之，还及境，弃诸道上。旧制，熟羌不授汉官，贯故引拔之，有至节度使者。弓箭手失其分地而使守新疆，禁卒逃亡不死而得改隶他籍，军政尽坏”）。
此时的北宋，呈现出表面欣欣向荣实则危如累卵的假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