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6年，北宋灭亡前夕，落魄的蔡京饿死在潭州。
他的一位门人筹钱葬了他，并在墓碑上刻了蔡京生前写的两句话：“开元之末，姚宋何罪？”
蔡京到临死也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他觉得自己进行经济改革，让政府财政收入大大增加，让赵佶过上了好日子。没有错。
他觉得相比于欧阳修、韩忠彦的宽约管理，自己加强政府自身建设，令行禁止，提高行政执行力。没有错。
他觉得自己工作那么勤勉，要处理方面方面的复杂关系，非常不容易。
唐玄宗的时候，姚崇、宋璟全力辅佐李隆基，开创了“开元盛世”。
蔡京觉得自己的成就足以比肩姚宋。
但安史之乱从没有人将锅甩给姚宋，现在金兵入侵中原，朝廷却将锅甩给自己。
这，太不公平了。
这是蔡京到死都没想明白的事情。
按照毛泽东同志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判断事物性质最主要依据的标准，判断一个历史人物是忠臣还是奸臣，最主要的标准应该是为公还是为私。
姚宋在位期间没有为自己及身边人谋取私利。《新唐书》称赞曰：“崇善应变以成务，璟善守文以持正”。他们任内执法严明，做事公道；择人为务，随才授官；敢犯颜直谏，为皇帝所忌惮。
再看看蔡京，所作所为无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宋史》评价：“京天资凶谲，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颛狙伺为固位计，始终一说，谓当越拘挛之俗，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帝亦知其奸，屡罢屡起，且择与京不合者执政以柅之。京每闻将退免，辄入见祈哀，蒲伏扣头，无复廉耻。燕山之役，京送攸以诗，阳寓不可之意，冀事不成得以自解。见利忘义，至于兄弟为参、商，父子如秦、越。暮年即家为府，营进之徒，举集其门，输货僮隶得美官，弃纪纲法度为虚器。患失之心无所不至，根株结盘，牢不可脱。卒致宗社之祸，虽谴死道路，天下犹以不正典刑为恨。”
古代的贤相名臣都是规劝皇帝要克己节约，避免挥霍浪费。蔡京为了自己能更好地掌权，拼命怂恿皇帝荒淫无度。
《宋史》有证：“时承平既久，帑庾盈溢，京倡为丰、亨、豫、大之说，视官爵财物如粪土，累朝所储扫地矣。帝尝大宴，出玉琖、玉卮示辅臣曰：‘欲用此，恐人以为太华。’京曰：‘臣昔使契丹，见玉盘琖，皆石晋时物，持以夸臣，谓南朝无此。今用之上寿，于礼无嫌。’帝曰：‘先帝作一小台财数尺，上封者甚众，朕甚畏其言。此器已就久矣，倘人言复兴，久当莫辨。’京曰：‘事苟当于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当享天下之奉，区区玉器，何足计哉！’”
小小的玉器可能是不值什么钱，但皇帝作为关键少数中的关键，一言一行都关系重大。小口一开，覆水难收。蔡京担任宰执重任，应当规劝皇帝抛弃常人的情欲，担负起为国为民的重任，而不应怂恿皇帝奢靡荒淫。
在这样的风气之下，朝中大臣们没有了忌惮，吃饭要吃高档的食材，衣服要穿高端的品牌，出门要带名贵玉器，各种奢侈风气弥漫开来。
政府的运作人才是关键，在古代尤其如此。姚宋在位能选贤用能，没有私心。蔡京选人，首要的标准是效忠自己，依附自己。邓洵武、童贯前面已经讲过，历史也证明这两人都是劣迹斑斑的奸臣。
朱勔，是蔡京推举重用的又一奸臣。
朱勔的父亲朱冲，本是商人，在蔡京途经苏州时结交。因为胆子大，肯花钱，魄力大，得到蔡京认可（《宋史》：“始，蔡京居钱塘，过苏，欲建僧寺阁，会费钜万，僧言必欲集此缘，非朱冲不可。京以属郡守，郡守呼冲见京，京语故，冲愿独任。居数日，请京诣寺度地，至则大木数千章积庭下，京大惊，阴器其能”）。
蔡京回京时，将朱冲、朱勔父子一起带回了京城。后来还帮他们在童贯军中冒领了军籍（《宋史》：“明年召还，挟勔与俱，以其父子姓名属童贯窜置军籍中，皆得官”）。
赵佶喜欢花石，蔡京投其所好，暗中嘱咐朱冲朱勔父子去浙江搜集。不久，朱勔即将三枝奇异的黄杨运进皇宫。赵佶看了十分喜欢，蔡京乘机将其引荐给赵佶，一个苏州混混从此走上了仕途大道。
那么做了大官之后的朱勔又是如何的呢？当朱勔做到防御使的时候，东南沿海的刺史、郡守大多出于他的门下。徽州的卢宗原为了升官，将官府中的钱财全部用来巴结贿赂朱勔，朱勔马上推荐他做了发运使。卢宗原做了发运使之后，又利用职权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宋史》：“勔擢至防御使，东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门……徽州卢宗原竭库钱遗之，引为发运使，公肆掊克”）。
在朱勔得志期间，其手下官员不管品行如何卑劣，才能如何不堪，只要将朱勔伺候好，从直秘阁至殿学士，都是唾手可得，不听话或者不依附朱勔的，立马就丢官去职。东南官场成为朱勔的小朝廷（《宋史》：“邪人秽夫，候门奴事，自直秘阁至殿学士，如欲可得，不附者旋踵罢去，时谓东南小朝廷”）。
在蔡京、童贯、朱勔等人的努力下，从中央到地方，从宫内到军队，全部腐烂不堪。
当时的朝廷重臣，基本都是蔡京、童贯、朱勔等人门下。
朱谔，先后任兵、礼、吏三部尚书，拜尚书右丞，“出蔡京门，善附合，不能有所建白”。
刘逵，同知枢密院，拜中书侍郎，“无他才能，初以附蔡京故躐进”，后闹翻，势如水火。
张康国，拜尚书左丞，知枢密院事，“始因蔡京进，京定元祐党籍，看详讲议司，编汇章牍，皆预密议，故汲汲引援之，帝亦器重焉”。
刘正夫，先后任给事中、礼部侍郎、翰林学士，“蔡京据相位，正夫欲附翼之……京罢，正夫又与郑居中阴援京”。
赵挺之，先后任吏部尚书、尚书右丞，尚书左丞、中书门下侍郎、尚书右仆射，“时蔡京独相，帝谋置右辅，京力荐挺之，遂拜尚书右仆射”。
何执中，先后任尚书右丞、中书、门下侍郎、尚书左丞、太宰，“执中与蔡京并相，凡营立皆预议，略无所建明”。
张商英，先后任吏部侍郎、刑部侍郎、翰林学士、尚书右丞，尚书左丞，“蔡京拜相，商英雅与之善，适当制，过为褒美”。
王黼，先后任御史中丞、尚书左丞、中书侍郎、拜特进、少宰，“张商英在相位，浸失帝意，遣使以玉环赐蔡京于杭；黼觇知之，数条奏京所行政事，并击商英。京复相，德其助己，除左谏议大夫、给事中、御史中丞，自校书至是财两岁”。
蔡京、童贯、朱勔等人，将权谋之术演练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门生故客、爪牙走狗遍布朝野。
在如此生态下，朝廷怎么可能有凝聚力？军队怎么可能有战斗力？
